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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本求真——敦煌青铜十字纹图像再解读

2022-3-25 | 作者:陕西 陈鼎亮 | 浏览数:1057 | 内容来源:本站编辑发布

内容摘要:百年来景教研究渐成为显学。学界主要集中在对景教的文献、符号解读,文献注释。随着洛阳、西北景教出土文物的增多,人们更多关注景教的教理处境化表达。1988年在莫高窟北区B105窟发现一件用青铜铸造的十字架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研究过程中有过共识也有分岐。本文重点放在对十字架上的鸟头进行解读,以求景教信仰的本真表述。

关键词:敦煌 青铜 十字架 景教

 

研究缘起:1988年在莫高窟北区B105窟发现一件青铜铸造的十字架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对十字架上的鸟头进行多样性的解读,很多敦煌学者只含糊判定为鸟头,有过共识也有分岐。有人认为:十字架上的鸟在基督教的《圣经》中是上帝的创造物;是上帝创造生命和赐福的象征;是平安度过洪水大灾的象征;是祭坛上的燔祭献品。敦煌研究所的毛铭研究员经过考证,判定敦煌出土唐代鸟头十字架为拜占廷东正教文物,鸟头自然就是拜占廷鹰的符号。历史的本来面目越来越模糊。本文作者基于研究对鸟头从信仰层面重新解读,通过对大量实证材料的分析,对历史事件、历史事实正本溯源。

一、敦煌青铜十字的考古发现

1988年在莫高窟北区B105窟发现青铜铸造的十字架,背面中部有两个铸造时留下的乳突。该十字架的特征是:横竖交叉的正十字,高、宽各6.6厘米,十字位于圆环中央,并交叉于方形之内。十字的四端稍宽,略呈弧状,沿十字四端向十字的交叉处渐细,有点V字形。十字的各端均伸出圆环之外1厘米多。十字各端彼此之间各有一鸟头,共计4个,其中3个保存完整,一个稍残缺。(见图1

图1 敦煌青铜十字

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先生认为:“B105窟为死者的瘗窟,其葬式为二次葬。该窟除了出土铜十字架外,还出土了唐开元通宝和宋嘉祐通宝、宋治平元宝、宋祥符通宝、宋绍圣元宝等铜币。这些出土遗物无疑是作为死者的随葬品而埋葬的。依据考古断代方法,以该窟所出土遗物中时代最晚者确定为该窟窟内被瘗埋死者瘗埋的时代。据此推测死者瘗埋于该窟的时间是在宋代。也就是说,B105窟的使用下限为宋代。从该窟出土的四种宋代铜币看,以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铸造的绍圣元宝时代最晚,而此时的敦煌已经处于西夏统治之下,因而确切地说,B105窟使用下限为西夏初期。故作为死者随葬品的铜十字架的时代亦应属于西夏或西夏以前。”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学术部主任、亚洲研究中心院士郑炜明教授认为:敦煌出土的这件青铜十字纹是现已知唯一有明确考古出土记录的景教铜十字架,考古报告显示它最晚出现在宋代,证明了宋代敦煌地区景教信徒的存在,即使经过唐代会昌毁佛事件,景教在华也并无中断,始终一脉相承。

多数学者们认为在敦煌出土的绢画手中节杖与帽徽十字(见图2)以及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头,还有洛阳出土的景教经幢石刻十字造型,这种类型的十字架造型均属于景教遗存。莫高窟北区B105窟出土的铜十字架的造型雷同,当属于景教的遗物。

(图2 壁画手杖与帽徽上的十字架

目前青铜十字架在世界上的收藏情况:香港大学收藏有三十多枚,西方博物馆藏有十余枚,日本京都藏有近三十枚,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博物馆藏有四十余枚,锡林浩特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馆等亦藏有数枚。众多的青铜十字为何处所造仍然未知。

二、敦煌青铜十字的研究历史

(一)相关青铜十字研究历史

进行景教青铜十字架的早期研究与收藏的是20世纪初在华的宣教士,英国传教士史培志(P.M.Scott1889-1905),他曾于19298月在内蒙古包头市购入14件青铜十字架。他被认为是最早的个人收藏者之一,也是第一个青铜十字架研究者。还有著名汉学家穆尔(Arthur Christopher Moule 1873-1955)在他的著作《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提及史培志的景教铜十字,他认同史培志的结论,认为其很可能为景教徒遗物。

20世纪初在北京的传教士聂克逊(F.A.Nixon)委托各地传教士代为收集,此时田清波正在宁夏传教,遂收集了34枚赠与聂克逊。后聂克逊将之赠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该校罗香林先生以此为契机对景教十字架进行研究。(图3

(图3 香港大学收藏的青铜十字架

    (二)青铜十字架研究现状

对敦煌青铜十字架解读研究的有:敦煌研究所院的姜伯勤先生、彭金章先生与毛铭女士。对景教十字架研究的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陈剑光博士,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王启明教授,新疆大学的牛汝极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颜福教授,西北大学历史研究所的王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魏坚教授和郑玉博士,北京大学的林梅村教授。

姜伯勤先生在2004年发表的《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景教艺术》对青铜十字架的年代及其符号意义、飞鸟的符号意义有以下几点阐述:鸟在基督教的《圣经》中是上帝的创造物;是上帝创造生命和赐福的象征;是平安度过洪水大灾的象征;是祭坛上的燔祭献品。然而我对这几种释读存在一些疑惑,因为作者所引用的圣经材料中,飞鸟并不是这些象征中的唯一,事实是飞鸟常常与牲畜共同出现,那么这样可以作为众多同系列的十字架上独独采用飞鸟形象的解读么?而飞鸟在世界上的不同民族中被不同程度的认为是神圣的生物的观点,似乎也不够充分。

姜伯勤先生结合文献资料以及其他载体上的图像资料,敦煌研究院的学者确定其性质为徽章,具有佩于胸的功能。然而北京大学的林梅村教授在他的《松漠之间》就有关内蒙古青铜十字架的论述时认为这种景教十字架可能是游牧人作蹀躞带。蹀躞带自魏晋时传入中原,到唐代, 曾一度被定为文武官员必佩之物,以悬挂算袋、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等七件物品。这是一种功能型腰带,称为蹀躞带,简称蹀躞。

(三)相关联的青铜十字

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藏一件据称是自内蒙古的铜镜,背面图案是典型的景教十字图案造型,镜面呈边凸内凹状,内径8厘米,在内凹部分,除叙利亚文之外其余纹饰均为凸起的阳铸,铜镜正中有带孔钮。(见图4)此十字架的选型与敦煌十字架选型非常相似。值得关注的是十字架四翼的空白处有纵向阴刻的两行叙利亚铭文。牛汝极教授解读这两行叙利亚文翻译为:“仰望之,希望之”。意思是:仰望着耶和华,寄希望于耶和华。这句叙利亚语引自《旧约全书》中的《诗篇》第34章第 5节。

(图4 内蒙古的青铜镜背面十字架

     (四)敦煌相关联的景教十字架文献新发现

      20世纪初在莫高窟藏经洞还发现有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幅景教画像,其像冠上有景教的十字架,胸前有景教的十字纹,这是景教的十字架的用法。画像中的人物为基督,这幅景教画像有可能是来中国的自称聂斯托利(Catholicos)派的景教徒所携带之景教本尊弥施阿之画像。

1989日,在莫高窟北区B53 窟发现一件外国文字的文献,编号 B5314,经北京大学教授段晴博士研究,认为“是一件叙利亚文文书,使用的是埃斯特朗哥罗字体演化而来的景教体,该文献内容为基督教《圣经诗篇》的一部分。

(五)解读争议

敦煌研究院的毛铭研究员考证,她判定敦煌出土唐代鸟头十字架为拜占廷东正教文物。她认为包括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出土的景教刻石等等,都没有出现鸟头纹样。显然,此处鸟头十字架应该是入华基督教文物,但是不一定是景教的。作者解释:与鸟头十字架一起出土的还有萨珊波斯钱币,该枚银币于1989年由敦煌研究院考古学家发现于莫高窟北区222窟(文物编号 B222)。作者得出结论:“那么鸟头十字架入华的时间,也应该与这枚萨珊银币时间接近,很可能是同一批来访唐朝的使团。鸟头在拜占廷文化中象征权力和领土。敦煌出土的唐代鸟头十字架,是拜占廷向东方传教的信物。四个鸟头代表拜占廷帝国统治下的东正教,四大牧首教区: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安条克、君士坦丁堡。该十字架不是普通信徒所佩戴,而一定是红衣主教所亲身佩戴。”

198811月在莫高窟北区B222窟发现了一枚波斯银币。据夏鼐先生研究,银币是波斯萨珊朝卑路斯时期的银币。但作者得出此物为希腊正教红衣主教的手信更是缺乏扎实的研究资料。作者还认为“与鸟头十字架一起出土的还有萨珊波斯钱币”同一年出土的两件文物,并不在同一窟两者并不意味着有必然的联系。四个鸟头代表东正教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安条克、君士坦丁堡四大牧首教区臆测成分太多。

三、研究发现

(一)611世纪的敦煌一直有景教士频繁的活动

近年在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景教铜十字架和叙利亚圣文,无疑是唐、西夏的敦煌存在景教的最新证据。笔者认为初唐至元代长达数百年,敦煌一直有景教存在。

公元77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无暇西顾敦煌,吐蕃势力趁机渗入沙州(唐初改名为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二县,郡治敦煌),直至781年沙州彻底沦陷。敦煌及西域被吐蕃贵族统治六十余年。

到吐蕃统治西域后期,内乱不断,张议潮率领敦煌民众赶走吐蕃守将,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沙州汉族人民趁吐蕃势力衰弱时,在张议潮的领导下举行起义,赶走吐蕃镇将,并遣使取道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梁素海东南缘)上表唐朝,报告沙州的归复。唐亡时,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张议潮的孙子),在沙州创立“西汉金山国”,《新旧五代史·吐蕃传》对此记载为“沙州,梁开平中,由节度使张承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公元911年,在甘州回鹘的打击下,张承奉的政权无力抵抗,被迫向回鹘称臣。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张承奉去世,历经67年的沙州张氏政权终结。曹议金接管了沙州的统治权,并废除“西汉敦煌国”,恢复了归义军称号,自称为归义军节度使,史称“曹氏归义军”。向五代﹑北宋诸政权奉表入贡。

有文献资料表明,归义军管理时期敦煌有给波斯僧的支出记载。据敦煌文书S1366《归义军使衙内麦油破用历》记载:“甘州来波斯僧月面七斗、油一升。……甘六日,支纳药波斯僧面一石、油三升。”引文中的波斯僧概为景教士。文书提到甘州(甘肃张掖)景教士来到敦煌的食品供给,这从侧面说明归义军管理敦煌期间,景教在敦煌地区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被善待。

种种迹象表明吐蕃势力控制沙州时期,因为胡人治理,佛教占主导,但经商者当中不乏景教信仰者,因此敦煌景教不会受太大影响。后期的归义军治理,实际不受中原王朝控制,唐朝的种种政治施为不再对西域发生影响。因此,西域的景教没有受到“武宗灭佛”事件的冲击,而且景教士的活动还较为活跃。法国学者爱德华·沙畹(1865-1918年)曾例举突厥早期接触景教的一则资料为佐证。

“早在公元591年,东罗马曾派亚美尼亚人助波斯王库萨和(Khosrou)镇压将领巴赫雷(Bahram)的叛乱。在被俘的俘虏中有数名额上刻有十字符号的突厥人。波斯王用大象将俘虏尽数踏毙,仅留额上刻有十字符号的突厥人献给罗马皇帝。皇帝询问俘虏额上十字的来源,被告知因东粟特地区曾瘟疫肆行,有基督徒告之刻十字以避瘟疫之祸。沙畹据此分析得出:“景教在591年前三十年时已传布于康居一地突厥人之中,盖诸入于同年时刺此十字也。突厥人中既有基督教徒,则635年阿罗本传教中国之事,说明景教在西域、河西走廊影响很大了。”

学者认为:敦煌一直有景教存在,景教信仰者多是昭武九姓。他们极善于经商,常年活跃于丝绸古道上。在担当经济交往角色的同时,他们显然也起到了宗教传播者的作用。

景教大德(主教)为何在贞观九年才来长安?当然有原因的。西汉衰落后,中原政权对西域、中亚控制渐失,丝路到中原的路开始受阻。隋朝末年西域丝路被吐蕃、高昌、吐谷浑、突厥经略。552年突厥汗国横空出世,三十年内疆域版图东自辽海,西至里海,南自蒙古戈壁,北至贝加尔湖,东西长万里,南北五六千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丝路到中原的路又被突厥汗国阻挡。

贞观三年(630年),唐太宗发兵东突厥,颉力可汗在逃亡吐谷浑的半路上被俘,东突厥灭亡。李世民洗刷了626年突厥兵临渭水,被迫杀马结盟之辱。贞观八年(634年)六月唐太宗对背信弃义的吐谷浑开打,四个月后完胜;同年十一月吐蕃松赞干布遣使来长安朝拜。唐朝开始经略西域,再次打通西域的丝路。这才有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大德阿罗本来京城长安,当朝宰相房玄龄“迎于西郊,待如嘉宾”。贞观十四年(640年),大凉、高昌相继为被唐所灭,唐先置高昌县,后设安西都护府统之。(《新唐书》,卷二,本纪第二。)

以上资料显示,景教士在西域存在多年,有一定的规模,丝路再畅通,才会有景教主教阿罗本进入中原。景教十字架、经卷、景教流行中国碑是景教传播路线的实物证据,对其类型学分析有助年代排序,似能更清晰地解读景教传播史。葛承雍也认为公元6世纪中亚粟特地区接受景教传播的历史就已经开始了。

20世纪以来,在赭石(Tashkent 今塔什干)出土有6世纪至8世纪的景教十字架硬币,在喷赤干(Panjiken今片治肯特)粟特古城遗址出土叙利亚文景教《诗篇》陶片,在撒麻耳干(Samargand今撒马尔罕)发现至少8世纪已建立的主教教区,在碎叶(Tokmak今托克马克)楚河南岸发掘出8世纪景教教堂遗址,在高昌古城发现了9世纪至10世纪回鹘景教寺院的十字架壁画以及出土了大量多种语言的景教写本,特别是粟特语景教《圣经》等文献被屡屡发现,表明中亚粟特人城邦国家不仅有景教教徒活动,而且粟特人也有皈依信奉与传播者。

(二)图像解读

1.十字架的渊源

景教十字艺术的考古实物可以弥补中国景教传播史文献记录的缺乏,景教十字架承载着景教文明失落的记忆。敦煌莫高窟北区B105窟的宋代铜十字架与聂克逊(F.A.Nixon)收藏的内蒙古元代四鸟头十字徽章有很多相仿之处。学者郑炜明教授考证聂克逊收藏的青铜十字是蒙古人在1314 世纪统治中国期间亚述基督教信徒所佩戴的护身符。笔者倾向是景教徒佩戴的信仰标志胸牌,兼具保护功能的符号。

十字架是一个呈现信仰的象征。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初入中国对其教命名煞费苦心,一方面要表达其教义,汉语景考证“景”即“大、光明”,景教徒选择“景”即有光明之意。

十字架(Cross)一词源于拉丁文Crux,最早的十字架是古代死刑的刑具,起源于玛代人和波斯人,后来流行于波斯帝国,同时被希腊人和罗马人沿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希腊化时期,也是“十”字作为陵墓标志的泛化时期,由此“十”符号与“死亡”密切关联在一起。到了古代罗马帝国时期,十字架演变为残酷的刑具,用于处死奴隶和无罗马公民权的人。十字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常与不同的图像符号相结合,但象征意义十分相近,都寄托了人类对生命的探索和未来的希望。随着基督教的产生,随着耶稣赴十字架之难,十字架所承载的内涵更加沉重,亦更加丰富,成为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标志。十字架作为基督教的信仰标志是二世纪初基督徒聚集时彼此确认的一个标识,更广泛的使用则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合法化为开始的。

新疆高昌发现的叙利亚景教祈祷书断片。据介绍,该文献由德国人格路·威德(Albert Wedel1902年领导德国中亚探险队来中国新疆考古,其成员李库克1905年在高昌即吐鲁番地区获得此祈祷书断片四叶,其中前三叶为叙利亚文, 最后一叶为以叙利亚文拼成粟特文,经学者考证殆为第九世纪末期, 或十世纪初期遗存。部分内容为:“主啊,愿你的十字架保护我们,愿我们依靠主的十字架,免遭恶魔的危害。”

2.十字架的造型

在基督教众多的十字架类型中,最基本的十字架型式有四种:第一种是希腊十字架,也称正十字架,四臂等长;第二种是拉丁十字架,上半部分的三臂等长,下半部分是它们的两倍,象征了耶稣受难的刑具;第三种是圣安东尼十字架,也称为“T”形十字架,一些基督徒相信,隐修制度的创立者是圣安东尼;第四种是圣安德鲁十字架,相传他在希腊被钉在“X”形十字架上而死。

聂斯脱里派十字架和珍珠纹十字架三种型式。实际上,这三种十字架的共同特征都是十字架四枝由内向外扩展,四端变宽呈“V”形。个别端部略平,更接近中世纪的马耳他十字形态。整体上看形态聂斯脱里的十字架也可看作是希腊十字架的变体,作为基督教东方教派的景教,其信徒使用的十字架有东方亚述教会的痕迹。

至今在伊拉克的拉宾何美兹修道(Rabban Hormizd monastry)中保留 7世纪的亚述教会十字浮雕,以及7世纪亚美尼亚埃奇米阿津大教堂(Churches of Echmiatsin)的兹瓦尔特诺茨(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Zvartnots)遗址日晷上的十字架,这些十字架都与敦煌青铜十字造型惊人的相似。从东方教会脱胎而出的景教的十字架与东方亚述教会有很深的渊源,也深受东方教会的影响。(见图5、图6

(图5 兹瓦尔特诺茨遗址日晷十字
(图6 伊拉克的修道院十字架浮雕

3.意义解读

敦煌莫高窟北区B105窟铜十字架上环绕上圆形弧、射线模拟太阳的光辉,与新约约翰在《约翰福音》19节提到的“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一脉相承,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812)“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约12:35-36

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头上,十字架上有火焰的形状,同样是太阳的象征,聂斯脱利派最初将基督教传入中国对其教命名煞费苦心,一方面要表达其教义,另一方面亦要考虑便于中土人士的理解和接受,基督徒认为上帝就是光,如同太阳驱散黑暗,信仰上帝就是追随光明。文字学家考证“景”即“大、光明”,景教徒选择“景”即有光明之意。2006年在洛阳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上有残存的景教经文和经幢记,以及完整的十字架图像,十字架雕刻有太阳图案。(见图7、图8

(图7 大秦景教碑头十字架
(图8 洛阳经幢十字架

敦煌莫高窟北区B105窟铜青铜十字架上的“鸟头”的原型应是鸽子,鸽子象征圣灵。景教文献《序听迷诗所经》讲到耶稣受洗礼于约旦河,从水里出来,圣灵显现颜容似鸽子,降在救主身上。“弥师诃入汤了后出水,即有凉风从天来,颜容似薄阖,坐向弥师诃上。虚空中问道:弥师诃是我儿,世间所有众生皆取弥师诃进止。”薄阖也叫鹁鸽,北方方言的鸽子。敦煌莫高窟北区B105窟铜十字架和聂克逊藏品四鸟头十字徽章之“鸽子”置于十字架的四个方向上,寓意圣灵若风无处不在。

四、结论

基督徒根据《圣经 》的启示和使徒传承为依据,虽然教派之间或有不同,但信仰的核心教义是一致的。在信仰传承的过程中除了明确的文字语言,同样使用感性的视觉图像来传播基督教教义。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图像不可避免地在一定范围内被用作宣传教义的手段。早期基督徒的墓窟已有十字架、鸽子、灯台、好牧羊人、鱼以及其他图案的图像。信仰的表达与信仰本身是有密切的关系。李向平教授认为:“一般讨论信仰所经常采用的是“3B”模式,即信仰( Beliefs) 、信仰的归属( Belonging) 与信仰行动或信仰的表达( Behavior) 。但实际上信仰、信仰归属以及信仰行动,它们无不受制于一个信仰行动得以展开的社会语境,这就要再加一个B 要素,即信仰实践的基础或社会背景(Basis or Background)。这就是信仰研究的“4B”模式。”

信仰具有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存在,既存在于人们内心并体现在个体行为,也存在于集体定制、社会制度中。基督教早期除以图像方式,注重象征意义的传递外,抽象思维亦呈现在每个时代的艺术表现中,如将大地拟人化,赋予大自然以生命力,延揽了人类的种种品性。

十字架作为上帝拯救行动,生命的神圣象征在信徒心中也是精神力量的表现,人们相信十字可以抵挡邪恶,更重要的是对基督教信仰“基督十架舍身和救赎”的核心信息表达。

基督教从传入中国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开始,就经历了与中国固有儒家文化及佛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风雨飘摇的过程。在冲突中实现融合,在融合中产生冲突。基督教文化对中国固有本土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它打破了儒术独尊的一统天下,带来了新的因素。要了解这一时期的图像意义就必须追寻其信仰的源头。是谓,善修学,当溯其源,求其真。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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