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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天颂赞》到《赞美诗(新编)》——浅谈圣诗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

2022-5-25 | 作者:陕西 李世峥 | 浏览数:426 | 内容来源:本站编辑发布

基督新教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经久不衰的圣诗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直观地反映了教会的神学思考、现实处境和精神面貌,另一方面则有效地促进了福音的传播、教会的发展和信徒的成长。圣诗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时至今日,教会依然十分重视圣诗作品的创作与传唱。

综观圣诗的发展历程,我们很容易发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圣诗。就中国基督新教而言,在过去200余年里,产生了不少具有“中国元素”的圣诗作品,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表达了中国信徒的信仰心声,另一方面则推动了基督教融入中国文化、适应中国社会、贴近中国民众的进程。在教界、学界、政界共同探索基督教中国化路径的当下,坚持圣诗中国化方向,早已成为各方共识。如何在圣诗创作中更好地运用“中国元素”,将会成为中国教会永不停息的探索与实践。为了给圣诗中国化的努力增砖添瓦,笔者拟从《普天颂赞》和《赞美诗(新编)》的编辑出版,通过梳理历史脉络、分析编辑原则,谈谈自己对圣诗中国化的愚见。

一、圣诗中国化的早期呼声

清仁宗嘉庆十二年(1807),英格兰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受英国伦敦传道会差派,抵达中国广州,成为第一位来到中国大陆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嘉庆二十三年(1818),马礼逊在广州编辑出版了中国教会的第一本中文基督新教圣诗集——《养心神诗》。这本圣诗集虽然仅有27张页码,30首圣诗,但它开启了中文基督新教圣诗出版的先河,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英格兰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编辑出版了中国教会的第二本中文基督新教圣诗集,仍然命名《养心神诗》。此后,各个差会的传教士纷纷加入编辑出版中文圣诗的队伍。至1867年,传教士已编辑出版中文圣诗集40种,其中文言版18种,方言版22种。1867年至1882年,至少又有26种中文圣诗集相继问世,其中文言版6种,方言版20种。

由于上述圣诗集均由传教士编辑出版,所以绝大多数的圣诗都是从西方圣诗直接翻译过来的。尽管翻译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得上圣诗中国化的实践,但由于当时的教会严重缺乏中国基督徒自己创作的圣诗,所以圣诗中国化的力度还远远不够,这对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播极为不利,毕竟用中国语言和文化创作的圣诗,更能贴近并吸引中国的民众和信徒。这种情况下,无论中国教会人士,还是西方传教士,都对中国本土圣诗的匮乏耿耿于怀。因此,圣诗中国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1911年出版的《教务杂志》写道:

虽然已经有大量的赞美诗被编译出版,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仍不能说已经有大量中国赞美诗。一个民族的赞美诗必须由这个民族自己来创造,因为外部的资源永远不可能完美地表达这个民族的宗教情怀。一个民族的赞美诗必须有它自己的风格,它自己的思想和激情,以它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上帝的虔敬和宗教热情。

1918年出版的《中华归主》,对“19184月为止三年内赞美诗出版销售状况”作了介绍。此次统计中的68种圣诗集,仅有2种是由中国人独立编译,而绝大多数(51种)是由西方传教士完成的,即使是中国人和传教士合作完成的也仅有15种。针对这一情况,《中华归主》的编辑如此感叹:

中国教会有很大数量的圣歌,圣歌之所以出版得多,本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必须承认,许多圣歌的译文既无原文的感染力,也无原文的文字美。……有朝一日必将有中国诗人兴起,他将吟咏中国教会的愿望、悲哀、忏悔和胜利,到那时候,现在通行的圣歌大部分将不再被采用了。

1922年至1927年间,中国社会出现了非基督教运动,给中国教会带来了全面的冲击。但与此同时,中国教会也加快了本色化进程。这样的大背景下,加大圣诗中国化的力度,无疑显得无比紧迫。

二、《普天颂赞》的中国化尝试

1936年,被称为“近代中国基督教界最伟大的圣歌集”的《普天颂赞》出版,该圣诗集收录圣诗512首,其中62首是中文原创圣诗,这是中国教会在圣诗中国化方面最有力也最有效的一次尝试。

《普天颂赞》的编辑出版,与中华圣公会的圣诗编辑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1929年,中华圣公会举办总议会会议,会上委派了一个统一赞美诗委员会,负责编辑一本能够在全国圣公会各教区一致采用的圣诗集。经过统一赞美诗委员会的不懈努力,19314月,新编《颂主诗集》已经印成文字谱本。此时,恰逢美以美会也在准备编辑统一的圣诗集。鉴于此,中华基督教会传教士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18731954)向圣公会统一赞美诗委员会建议,邀请其他公会加入,合作编辑各会通用的统一歌本。中华基督教会即行通函全国多数公会,征求意见,各公会相继表示接受,于是很快成立“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The Union Hymnal Committee),专门负责圣诗集的编辑工作。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由在华传教的六大公会委派代表组成,分别是:中华基督教会(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中华圣公会(The Chung Hwa Sheng Kung Hwei)、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North)、华北公理会(The North China Kung Li Hui)、华东浸礼会(The East China Baptist Convention)和监理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成立之时,来自各公会的代表共有23 人,分别是:文贵珍(女)、史襄哉、朱文瑞、江民志、全绍武、沈子高、李抱忱、李汉铎、范天祥、胡周淑安(女)、郝路义(女)、章文新、梅赞文、张坊、费佩德、杨锡珍(女)、杨荫浏、刘廷芳、蒋德恩、鲍哲庆、戴荪、简美升、铁逊坚。联合圣歌委员会成立后,先后五次集会,讨论编辑《普天颂赞》的具体事宜。1934 11 月,出版委员会与广学会谈定条件,将《普天颂赞》交广学会出版。1935 3 月,编辑委员会第五次集会,最终确定全书目录及各首诗歌的排列顺序。

《普天颂赞》作为中国教会圣诗史上的空前巨著,具有诸多明显的特别之处。《普天颂赞》各个版本的序言中,均明确提出其三大特点:其一,大多数圣歌, 都是许多教会团体所熟悉的;其二,全书包含十分之一以上最好的中文创作圣歌,八分之一中国调子;其三,书末附有颂歌及崇拜乐章,特别有圣餐乐章。19327月举行的编辑委员会第二次集会上,决议在全数圣诗中应包含十分之一的中文创作诗。根据《普天颂赞》的实际情况来看,中文创作圣诗的数量远远超过上述决议制订的标准。这62首中文创作圣诗,除2首是古代作品(唐代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明代的《仰止歌》)外,其余60首作品一部分选自《颂主诗集》、《民众圣歌集》、《团契圣歌集》等已经出版的圣诗集,另一部分则是未经出版的散见于报刊杂志及教会崇拜中的诗歌。这60首原创圣诗主要集中创作于1934年至1935两年间,由20位作者创作完成,其中很多都是我国近代比较著名的音乐家,包括著名音乐理论家杨荫浏,上海国立音专声乐组主任周淑安,后来成为著名指挥家的杨嘉仁、马革顺,音乐教育家李抱忱以及美国来华传教士范天祥(62首入编中国圣诗作者中唯一的外国人)等等。

除了在数量上有大量中国创作圣诗入选外,《普天颂赞》也大量采用了中国音调。根据最后的出版情况来看,《普天颂赞》共有548阕音调,其中475阕来自欧美,2 阕来自日本,71阕是国化的音调。国化音调大致可以分为旧有音调及新创音调两类,新创的国化音调共有57阕,其中有23阕是在华传教士摹拟中国音乐体式之作,34阕是华人作品。23阕传教士摹拟的国化音调无疑是基督教本色化在音乐上的重要实践。34首华人作品则带有浓厚的民族风味。赵庆文指出:“这些作品无疑给《普天颂赞》增添了浓厚的中国特色,也显示出基督教在音乐的本土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普天颂赞》出版之后,很快就得到了中国教会的普遍认可。还没出版,就预定出去10万册;出版后6个月,销量就超过了16万册。截止1949年底,累计销量达442, 000册。《普天颂赞》的成功不仅体现在销量上,而且也体现在教内外的广泛好评上,其中圣诗中国化方面的尝试,褒奖甚多。

1936年出版的《真理与生命》评论道:

别的中文圣歌诗,固然也有一些中文创作的圣歌——因为中国教会中,向来有着这样的创作产生,继续着为中国的教会音乐,加添丰富。但是这次《普天颂赞》有许多编订人员,却曾预先立定一个清楚的目标,特别注意这一点。在一方面,他们固然竭力介绍全世界大公教会的圣歌,使中国的教会,也能唱到;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深思地,自然地,在全书圣歌的数目中,为用本国文字写作的中国教会自己的圣歌,保留一个适当的比例。

朱维之在1941年出版的《基督教与文学》中写道:

我以为民国以来,中国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学上最大的贡献,第一是和合译本《圣经》底出版,第二便是《普天颂赞》底出版。二者虽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本子,但至少可以说已经打定了基督教文学底根基,而且作为中国新文学底先驱,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946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吴耀宗在《基督教文学在中国:回顾与展望(19381946)》中不无自豪地写道:

《普天颂赞》的出版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它的重要性仅次于《圣经》(和合本)的翻译。第一次,我们有了全中国教会通用的赞美诗集。它的形式、作词和韵律是如此的优美,以致赢得了满堂喝彩。中国教会应该为如此一项伟大的成就而自豪不已。

上述种种言论充分证明,《普天颂赞》在圣诗中国化方面的尝试是成功的,是值得后世借鉴的!

三、《赞美诗(新编)》的中国化努力

1983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编辑出版了《赞美诗(新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使用时间最长、流通范围最广、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赞美诗集”。这本大受欢迎的圣诗集延续了《普天颂赞》圣诗中国化的风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比《普天颂赞》走得更远。

《赞美诗(新编)》的序言,道出了编辑出版这本圣诗集的初衷:“近年来,许多同工同道更迫切希望尽早编出一本适合全国的诗本,并力求能多选收些中国信徒们自己的创作。”198010月,中国基督教第三届代表会议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次年2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就成立了圣诗工作小组,决定编辑出版《赞美诗(新编)》。同年3月,在《天风》杂志上刊登征稿启事,为《赞美诗(新编)》征集原创圣诗。这一活动立即得到全国各地基督徒的热烈响应。截止到19829月,在19个月的时间里,圣诗委员会收到423批各地信徒的来稿,圣诗数目多达2256首。经过紧张有序的编订工作,19833月《赞美诗(新编)》就已问世。

中国基督教圣诗委员会在《赞美诗(新编)》的序言中明确地指出,“圣诗中国化”是编辑这本圣诗集坚持和努力的方向。《赞美诗(新编)》共收录圣诗400首,其中292首为世界各国教会广为流传的经典圣诗,另有6首采用了初次翻译的中文版本,由中国基督徒自己参与创作,或使用中国风格曲调的圣诗多达102首,其中56首的词、曲都为《赞美诗(新编)》编辑出版前不久的最新创作。由此可见,《赞美诗(新编)》的圣诗中国化特色非常明显,序言中的一段话值得引起注意:

本书所选收的新创作赞美诗的作者,分属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江西、湖北、四川、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陕西、辽宁等十余个省、市、自治区。投稿人中有汉族也有兄弟民族(如《称颂崇拜歌》是苗族曲调,《耶稣升天歌》是朝鲜族曲调);有90多岁的老牧师也有20多岁的神学生;有教牧同工也有平信徒;有专业的音乐工作者也有普通的工人、农民。这些事实说明,由我国信徒自己创作新赞美诗,已成为全国广大基督徒共同参加的圣工。

从音乐上来说,多数新创作都使用了中国民族风格的曲调,包括少量改编的民歌调(如《活出基督歌》)与古琴曲(如《神工妙笔歌》)。对于赞美诗的曲调如何走向民族化而仍符合教会音乐的传统,一些创作对此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从《赞美诗(新编)》出版30多年的使用情况来看,圣诗中国化的努力无疑是十分成功的。这一点上,不仅教内普遍认可,学界亦有客观的评价。陈小鲁在《基督宗教音乐史》中指出:“虽然《赞美诗(新编)》在赞美诗的中国化方面所作的尝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从现有的中国人的作品来看,其旋律还欠优美,其艺术性与大多数的西方赞美诗相比差距甚远。《赞美诗(新编)》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预示中国圣诗圣乐的发展将会有更远大的前景。”

四、结语:圣诗中国化应当坚持的三个原则

从《普天颂赞》到《赞美诗(新编)》,圣诗中国化的探索和实践均获得了教内外普遍认可的巨大成功。由此可见,中国教会今后的圣诗创作,理当坚定不移地坚持圣诗中国化的方向。具体应坚持以下三个原则:(一)歌词中国化的原则:中国教会的圣诗创作,理应巧妙地运用汉语的艺术。浩瀚的中国文化里,诗歌是极其宝贵的财富,我们可以充分借鉴这些资源。简单地说,我们的圣诗创作应当追求中国诗歌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性,保持诗歌的本色,集语言美、意境美、思想美于一体。(二)曲调中国化的原则:圣诗中国化,不能不考虑圣诗曲调的中国化。我们的信仰是普世性的,但表达信仰的方式却可以带有地方性,就中国教会的圣乐创作而言,理应在曲调上追求中国化。我国的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浩瀚的中国音乐史,可以为我们的圣乐创作提供很多可供参考与借鉴的宝贵资源。王雪辛对此有独到的认识,他在《圣诗的民族性》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西结合,以中为主,是中国音乐发展准则。以五声音阶为主和西欧传来的大小调体系相结合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音乐来,这正是中国音乐近百年来所走过的路,创作出像《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这样的好作品来。我们赞美诗创作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这种以五声音阶为主要的创作材料保证了作品的民族亲和性,又吸收外来的优秀营养揉和在一起创造出崭新的富有民族风格又具时代精神的曲调来。我以为这正是我们赞美诗成熟的标志。是中国圣乐兴旺的标志。”(三)和声中国化的原则:上世纪初期,中国教会的圣诗创作已经开始使用西方功能体系的和声,但和声的民族化理论尚未形成,实践也处在探索的阶段。这种情况下,一些传教士尝试将西方大小调功能体系为中国风格的曲调配置和声。《普天颂赞》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圣诗,《赞美诗(新编)》亦不乏这类作品。这一方面,中国教会未来的圣诗创作过程中,需要继续探索,继续努力!

        总而言之,坚持圣诗中国化方向,中国教会的圣诗作品就更能体现中国神学、融入中国文化,也更能贴近中国民众、造就中国信徒。中国教会的圣诗创作走向成熟、走向繁荣,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就能收获丰硕的成果,中国教会在普世教会的影响也能大大提升。让我们为之祈祷,为之努力!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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