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教会的“三自爱国运动”，已经三十多年了。实践证明，它有效地领着我们摆脱了“洋教”的污染和名声，恢复了和我们自己同胞们的手足情谊，发挥了我们效劳祖国应尽的最大才智和力量，因而也就自然地开拓了我们为基督作见证的领域和机会。尽管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曾经有过一些失误，这并没有影响大局，反而增加了我们的“免疫”力量，使这一运动更有生命力。总之，闪耀着中华民族特色和中国人民气质的中国教会，虽然还很年青，却正在一天天地欣然成长，向着“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方向，健步迈进。
　　三十多年来，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是用在这个运动的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忽视了，也没有来得及从教会史的角度思想思想、考虑考虑这个运动的问题。最近，由于各方面的启迪和鼓励，才把自己的视线，向着这个角度略微调整了一下，把教会从耶路撒冷到世界各国的历史，作了一番粗枝大叶的浏览，发现到：无论是在教会史中找到一些“三自”的规律，或是用“三自”规律再读教会史，都是很有益的。
　　1974年卢萨卡举行的全非基督教协会第三次大会，会议文件《文化复原》第三部分中，曾有这样几句话：“普世教会总是通过地方教会显示其存在的。……因此，非洲基督徒有责任去探讨，如何能使非洲的教会成为真正的非洲教会，同时又是耶稣基督普世教会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听来十分入耳，内心很相通，这正是我们的“三自”道路。我觉得，话就可以从这里谈起。教会的普世性、合一性，与教会的地方性、自我性，能不能合理平衡，也就是能不能保持合乎神旨意的那种关系状态。是衡量教会，包括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健康与否的重要准则。依据这一准则来再读教会史，可以粗线条地看出：初期教会(前五个世纪的教会也可以包括在内)是健康的，是普世教会通过地方教会来显示其存在的；地方教会如哥林多、以弗所、罗马、亚历山大等地方教会都是真正的教会，又是耶稣基督普世教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实际是因为中世纪的教皇制度歪曲了教会的普世性、合一性，以致扼杀了各处教会的地方性、自我性，破坏了应有的合理平衡。马丁·路德领先，各处不约而同，奋起冲破教皇制度的束缚，要求恢复普世教会与地方教会的合理平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当代蓬勃发展的“本色教会运动”，又是各个国家民族的教会，因为传教运动和差会组织有意无意地压制、损害，以至泯灭各地教会的自我性，以“母会”自居，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而要求自己教会地方性、自我性的解放。这样来读教会史，是否可以说，保证普世教会与地方教会的合理平衡，主要在于保证各个国家、民族的教会地方性、自我性不受损伤，得到充分解放。当然，教会史中的“分裂主义”，危害也是很可悲的，应该作为另一专题来讨论。

　　一、古代教会普世性与地方性合理平衡的范例

　　(l)地方性十足的典型——以得撒(Edessa)教会。
　　这是一个典型的有地方特色的教会。以得撒教会的地理位置在两河流域西北部，安提阿以东一百三十英里处。以得撒是基督教在叙利亚文化背景中最早的教会。
　　福音何时传到以得撒有不同的传说。一说以得撒国王曾写信给耶稣基督。这是优西比乌最早记载的。这时间并非不可能，然而毕竟是传说。又有传说多马也去过。最可靠的是在180—192年间，以得撒国王阿布加八世在位，当时的铜币上有他的像，帽子上饰有十字架。根据这一考古证据可以推测，约在二世纪末，以得撒地方就有了教会。
　　另据优西比乌对历史的记载和其他的补充资料，以得撒教会有两个第一。一是他们有第一个最早的礼拜堂建筑。当时犹太人有圣殿，使徒时期的基督教一般在家庭聚会，除了借用犹太会堂以外没有礼拜堂。而历史记载有一次大水把皇宫旁边的礼拜堂冲掉了，可见小国以得撒早就有了礼拜堂建筑。二是他们第一次把圣经译成了原文以外的文字，即译成了希伯来文、希腊文以外的叙利亚文。据详细考察，在以得撒接受福音以前就已经有了旧约的叙利亚文译本。阿布加接受福音以后，在他的领导下又有了新约的叙利亚文译本。圣经译成地方文字就是阿布加首创的。圣经有地方语译本正是教会地方性的有力说明，教会的民族性、地方性可以从多方面来说明，其中圣经的翻译也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方面。宗教改革时期最早由威克里夫·约翰把圣经译成英文，这首先就包含了反抗罗马的含义。外国的天主教用拉丁文的圣经，神甫、主教才有权读这样的圣经，他们可以驾驭和统治信徒。而圣经译成本地文字后，本地的信徒就都可以读了。这就打破了教皇的垄断。这也强调了地方性，打破了借口普世性而对人的束缚。
　　在以得撒教会中还出现了教会史上著名的人物。有一人名叫塔提安(Tatian，约110—172年)。他是很有学问的人，先是到罗马去探讨哲学、修辞学，后来又研究基督教，而且做了犹斯丁、优西比乌的学生。后来他回到以得撒就全力主持当地教会工作。他有不少著作，其中有名的《耶稣生平》实际上就是以马太福音为主的福音合参，是用叙利亚文写的。以得撒教会就以此作为主要的文本。塔提安还写了另一篇文章反对希腊文化，反映了叙利亚文化的特点。他虽然曾被视为异端神学家，但在教会史上还是很有名的。另有一人名巴尔戴赛(Bardaisan)，他是用叙利亚文写赞美诗的代表人物。
　　以得撒教会有自己的礼拜堂，有自己文字的圣经和自己的赞美诗作家，这是典型的古代地方教会。由于两河流域文化和政治的变化，这个教会不再存在了，但在二、三世纪和尼西亚会议时，这个教会还存在，并且很有特色。

　　(2)各自保持地方性特色，又彼此尊重，相互平等往来的典型。
　　①罗马教会与哥林多教会
　　根据可靠的历史文献，罗马的克利门曾于公元95年左右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这是古教会的重要文献。《克利门致哥林多人书》在头两个世纪一直与新约的文献合在一起。新约成书以后，这一书信没有收进去，就作为重要的历史文件了。
　　这一书信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哥林多教会发生内部矛盾推翻了一位长老(相当于主教)。克利门代表罗马教会写信劝他们拥护教会的主教。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初期教会时代，地方教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的情况。这一范例显示了罗马教会和哥林多教会的特点。
　　新约中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和启示录中记载的七个教会都是地方教会。这些教会还都是独立自主的，其间只有使徒来来往往，以及一些书信联系。在头五个世纪，直到尼西亚会议之后，还保持了这种情况。
　　在当时，罗马教会代表了拉丁文化世界，而哥林多教会则代表了希腊文化世界。在神学上，东方教会侧重于抽象的哲学性，如三位一体，神人二性等教义；西方教会则以奥古斯丁为代表而侧重于救恩等现实问题。在教会的组织上，罗马强调制度，而东方在制度上的要求并不严。这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
　　在这里，克利门的信就是劝哥林多教会要拥护主教作领袖。他用了许多方法来阐述，他以宇宙秩序和罗马军队为例来劝他们要遵守制度，要有纪律有组织。而哥林多教会则不大强调这些，以至于在这方面出了问题。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到东方古希腊城市民主的影响，至少与罗马相比是如此。
　　罗马是强调法制，东方是强调哲学。东西方文化中不同的东西在教会中就反映为地方教会的特点。这也反映了地方教会代表着不同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历史的特点，从历史事实和客观现状来看都是如此。由此又可以看到，地方教会尽管各有特点，左脑文化背景和右脑文化背景也表现于不同的教会中，但是各地方教会之间却有着平等的关系。在二世纪继使徒时期，罗马教会并无优越地位。克利门不是用教皇或个人的名义，而是以罗马教会全体弟兄的名义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的。这样的平等相待，正反映了普世教会与地方教会的合理平衡。
　　②罗马教会与士每拿教会
　　士每拿教会是小亚细亚的教会，比哥林多教会更具有东方特点。关于这两个教会的关系，在这里只以怎样守复活节的问题为例：在154—155年间士每拿主教波利卡普去访问罗马主教安尼克特。他们之间的交往就如兄弟般亲热，在信仰上和教会经验上也是同心合意，但是在守复活节的日期问题上却有分歧。士每拿教会按照东方的习惯将节期定在尼散月14日，即犹太人的逾越节。罗马教会则坚持复活节一定要在礼拜天，在七日的头一日，而尼散月14日却不一定是礼拜天，因此二者之间差距很大。这件事直到尼西亚会议时才确定下来。他们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达到一致，但是并未不欢而散，而是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最早的典型，也是彼此尊重的范例。他们彼此约好各按各的制度行事。
　　虽然后来到了公元第三、第四世纪，尼西亚会议以后，矛盾尖锐化了，然而二世纪中期的情况却还是很好的。那时候各有不同特点，却都能彼此尊重。这就既保持了普世性又尊重了地方性。普世性体现于罗马教会和士每拿教会的地方性。这也是普世性和地方性、合一性和自我性之间的合理平衡。

　　(3)在信仰和神学上受到约束，仍坚持地方性、自我性的典型——科普特(Coptic)教会。
　　科普特教会实际上就是埃及教会，其中心在亚历山大。这里有教会史上有名的神学学派。奥利金就是很出色的代表人物，更早的还有亚历山大的克利门，尼西亚会议的主要领导人亚塔那修也是属于亚历山大学派的。这一学派在神学上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区别于安提阿学派，以后又区别于君士坦丁学派。
　　451年迦克顿会议解决了基督一性论问题。君士坦丁堡的修道院长尤提克斯的主张是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以神性为主，其人性已被神性吸收。这一主张遭到了反对。而亚历山大主教迪斯科乐却支持他的意见，最终迦克顿会议判定基督一性论为异端，亚历山大主教也被囚禁而死于监狱。迦克顿会议的决议反映了君士坦丁派压倒了亚历山大派，在政治上则是东罗马帝国征服了埃及文化，在教会信仰上是君士坦丁学派战胜了亚历山大学派。所以亚历山大学派对抗迦克顿会议的决议，脱离了当时的教会，自己成立、产生了科普特教会，独立于以君士坦丁堡为代表的普世教会。
　　科普特教会坚持用自己的科普特文字，举行宗教仪式时也一直用科普特语，著作也用科普特文。这是民族性非常强的一种表现。
　　从451年以后直到六世纪中叶的567年，埃及教会的情况是两派互相争夺。567年科普特势力(坚持基督一性论的)占了优势，使具有科普特文化背景的埃及教会脱离了以君士坦丁堡学派为统帅的信条的束缚而独立存在。到了七世纪，土耳其入侵，伊斯兰教势力入侵，科普特教会处于被包围的情况下，遭受的迫害非常严重，教会几乎被毁灭。但是直到现在，埃及教会仍然保持其基本的宗教信仰，信徒人数不多，势力却很强，保持了亚历山大的传统。例如他们举行圣餐时只有饼而没有酒，洗礼和弥撒也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二、宗教改革运动，是各国教会冲破教皇制度的束缚，要求解放地方性、自我性的运动

　　十六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有它社会的、政治的各种背景，如封建制度的解体和城市的发展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加上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文主义的兴起等。所以恩格斯把它看成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三大决战的第一战役，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从基督教有它自己独立发展的规律来看，还有它的原因和动力，当教会的地方性受到“普世性”——教皇的一统天下，压制、扼杀的时候，必然会有很多人，起来要求解放，要求内心的信仰满足和平安，要求教会生活的合乎圣经准则，如“因信称义”，“圣经是教会和信徒生活的最高权威准则”，“初期教会的模式应是教会永远的榜样”等等，这样的信念可以说无一例外地成了每个改教领袖，任何改教派别和团体的共同信仰和动力，以至不惜抛头洒血、上火刑架。从这类信仰出发，否定教皇和神职人员有赦罪权，否定教阶制度及教皇和神职人员的特权，认为信徒都是平等的，是弟兄姊妹，教会是这些互相为弟兄姊妹的信徒在共同居住的地区集聚的团体，要本着圣经的教训和初期教会的榜样来敬拜神、为主作见证。就是这样，掀起了势不可挡的永垂史册的宗教改革运动。打碎了教皇独霸“普世教会”的局面，各地各国的教会深深沿着发扬它的地方性、自我性的规律建立了起来。下面挂一漏万地提出几点史例，以资论证：

　　(l)德国的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的《致日耳曼基督教贵族书》，其序言部分，花了不小篇幅指责教皇完全不是主耶稣的代表，不是使徒彼得的后继，揭穿教皇的骄奢淫逸，没有任何一个世俗的帝王比他更罪恶，而且极其愤怒地说：“我们向来是名正言顺地把强盗吊死，把盗贼处斩，却让教皇逍遥法外，究竟是何理由？”其正文分为27条，第2条大意是：任何从罗马来的外国人，都不能在德国享有任何利益。第3条大意是：德国各地教会如需委派主教、牧师，可由邻近的教会领袖来按立，决不要罗马教皇过问。此外还有条文指出，神职人员和教会事务，不应接受教皇的指挥，甚至说应遵循当地政府的管理。
　　在马丁·路德的影响和鼓舞下爆发的农民运动，发表了著名的十二条纲领。这十二条农民运动纲领，也明白地反映了德国教会自我性完整的迫切要求。其第1条就提出，德国农民有权选举和罢免自己的牧师，不要教皇指派。第2条，根据圣经，谷物应缴什一税，但只是为了供养牧师和救济贫穷，不能为教皇支配。至于牛羊畜牧的什一税，纯系教皇人为的规定，没有圣经规定，应该废除。第3条为，根据基督徒的自由原则，(马丁·路德的专文论述)应废除奴隶制度。第12条为，今后任何权利义务的制定或废弃，都必须以圣经为依据。

　　(2)瑞士的宗教改革
　　①慈温理于1523年10月为区利赫公开辩论所公布的67条论纲中，有这样一个突出精神和论点：教会是信徒的团体，是地方性的组织，它的聚集是以共同的意愿为基础，直接联于元首耶稣基督。他没有赋予圣职人员，包括教皇，任何特殊地位。
　　②1536年的以加尔文为主要作者的日内瓦信条，它的第18条是这样论教会的：“我既相信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的教会，但我们又总是承认许多信徒们的结合势必是分布在各个不同地区的，每一处这样的结合都称为教会。……如果在那里没有福音传布，福音没有人听见并接受，我们就不能承认这种形式的教会。正如受教皇法令控制的教会，并不是基督的教会，实际是魔鬼的会堂。”
　　还有1559年加尔文帮助草拟的高卢信条(GallicanConfession)共四十条，其中25—40条都是有关教会的性质和组织及仪礼的，突出的论点有：“如果在哪里不接受神的话，不誓愿遵守神的话，不认真举行圣礼，哪里就不是教会。因此我谴责教皇属下诸教会，神纯正的道被他们放弃，圣礼被他们腐化了，弄假了，毁坏了，倒是充满了迷信和偶像化了……”“我们相信，每个真正的牧师，无论他在哪里，都在独一的元首、统帅和普世主教耶稣基督手下，具有同样权威和平等权力。因此不应有任何一个教会宣称有权高居其他教会之上。”等等。

　　(3)英国的宗教改革
　　英国宗教改革从亨利八世至伊利沙白一世，主要都出自王权与教皇权争衡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成立国教，排除了一切教皇的干预。这就很自然地为英国教会的地方性、自我性发挥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克兰麦于1537年所起草公布的《主教手册》和《十三条信经》都是以奥格斯堡信条为基础的。他在爱德华六世当政期间，由约翰·诺克斯帮助制订的，于1553年公布的《四十二条信经》，带有充分的加尔文主义色彩。至于伊利沙白的《三十九条信经》又是在《四十二条信经》基础上制订的。总之，英国国教不论在信仰标准上和教会组织及崇拜仪式上，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教皇控制，换上了英国自己的色彩。

　　(4)尼德兰和苏格兰的宗教改革
　　以奥伦治的威廉为首的尼德兰宗教改革，和以约翰·诺克斯为领导的苏格兰宗教改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宗教改革与民族独立运动紧密联在一起。奥伦治的威廉既是领导尼德兰人民抗击西班牙统治和入侵的民族英雄，又是尼德兰教会摆脱教皇控制的宗教改革领袖。同样，诺克斯既是组织苏格兰人民抵抗法国的统治、侵略的爱国战士和领袖，又是在苏格兰建立典型加尔文主义式教会的卓越宗教改革家。理所当然，尼德兰和苏格兰都诞生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地方教会。

　　(5)彻底的宗教改革派
　　感到马丁·路德在德国的宗教改革，和慈温理在德语瑞士的宗教改革不彻底的重洗派，和认为英国的国教仍有罗马教皇制度污迹的清教运动，都是彻底的改教派，或称激进改教派。他们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十分可贵的是他们都强调改革，不仅改革自己的心灵，改革教会的腐败，也要改革自己所处的社会，把天国也建立在人间。闵斯特公社的短暂出现，和北美英国殖民地的独立，都是这一特点的表现。这可以作为一个很有意义的专题研究，这里只是提一下就是了。这一特点又是教会地方性、自我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息息相通，密切联系，使教会与当时当地同胞站在一起，共辱同荣。

　　三、现代的“本地教会”运动，是第三世界教会冲破“差会”束缚，解放和发展教会地方性、自我性的斗争

　　(1)发展概况
　　早在三十年代，在我国和东南亚、日本、印度、非洲等地就已经发起了本色教会的倡议，并曾有所建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更为发展。这方面资料很多，不能一一介绍。教会历史学家赖特烈所写的教会历史最后一卷中就用很大篇幅列举了不同地区，如东印度群岛、菲律宾、印度、锡兰，非洲(包括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等地)的许多例子。印度、日本、朝鲜大概在三十年代就已开始出现了本色教会运动，并产生了自立教会的领袖和组织。
　　在中国也曾有俞国桢、诚静怡等这样的先进人物，提出过要成立中国基督教自立会的倡议，口号响亮，态度坚决，只因当时条件所限，没有见效。赖特烈把差会所办的教会在1914年和1944年(即两次大战前后)的情况作了对比，就看出1944年的基督教能更好地扎根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他说：“在1914年，非西方国家(今第三世界国家)中教会的存活和发展要不断地靠西方‘输血’。这种‘输血’有两条脉系，一是在教会和教会事业机构(包括医院、学校等)中由西方传教士来领导，二是经济的援助，经济财政权都操在传教士手里。不仅如此．而且连文化也被改变了，本民族的文化受到轻视，被认为是异邦的原始文化。而在1945年以后，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领导权基本上都在本地人手中了，是本地人的儿女作本色教会的领袖。……”在1945年，这位教会历史学家已看到宣教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见赖特烈的《基督教发展史》第七卷第410～411页)。

　　(2)理论和主张
　　是什么理论和主张指导着这段历史和发展呢？本地的领袖是在什么指导思想之下这么做的呢？这里我们要引用几段话。
　　①“当前宣教运动的继续，是教会自我实现的一个障碍，……现在已经是传教士应该从第三世界许多地方撤走的时候了。”(东非教会领袖约翰·格图牧师，1971年在密尔沃基的宣教节上的演讲)。
　　这是一位东非教会领袖在美国宣教节上代表非洲所作的发言。发言中宣告了一个运动的开始，这个运动就叫moratorium”。这个词的原意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法等战胜国对战败国德国提出了赔款偿还的要求，因实在还不起而又订立协定免交。所以这词原意是指经法定手续将经常执行的一个制度或规定撤销，撤销已实行的或例行的义务。在这里这个“moratorium”运动就是要让传教士回去，这里理所当然的。
　　②“我们必须肩负起更新非洲的使命，不能走‘商业与基督教’之路，却要接受一个崭新的义务，来彻底更新我们信仰的形式和内容，使它能够在我们为自己文化的纯洁和完整，人格的发展、尊严、正义与和平的不懈斗争中，抛下一个真正属灵的锚。”“要求传教士撤走，实质上是通过教会的地方化来加强教会的普世化……”。(1974年在卢萨卡举行的全非基督教协会第三次大会上，总书记伯尔哲斯·卡尔的演讲)。
　　这位全非基督教协会的总书记讲得更深，这与前面提到过的“教会与非洲文化复原”是一个精神。非洲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从前是我们有土地，他们有圣经；现在是我们有了圣经，他们有了土地。”因此这里指出了“要求传教士撤走，实质上是通过教会的地方化来加强教会的普世化……。”
　　③“教会发展运动实际上已经粉碎了差会传统的宣道方法，宣告了它的死亡，倡导一种更本色化的、源于人民的、并且符合圣经的宣教格局。教会发展论对教会本色运动作出了贡献。它主张训练平信徒，强调集体见证，重视信徒的生活就是福音见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单靠专职的牧师和传道人，并且要以多元的地方教会观点来说明福音的广传，因为这些地方教会都是各自根据他们所处环境的特点来进行崇拜、牧养和训练的。这样，教会发展运动，即使是间接地，也已经为土生土长的(autochthonous)教会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使这些教会的信息和生活都与他们各自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实际息息相关。”(奥兰都·E·喀斯塔司著《教会及其宣教——来自第三世界粉碎性的批判》第127页)。
　　这里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教会发展运动说”。这段话就是这种理论的中心思想。尤其是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强调了地方教会都要各自以所处环境的特点为根据。在这里，地方化、本色化、自我化体现得很清楚了。

　　结语
　　从教会史的上述几个方面来看，中国教会必须要走“三自”道路。最后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的国情为中国教会“三自”运动提供了最优越的条件，使之在实现中国教会的自我和丰富普世教会的生命等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走上了领先的地位。
　　这里讲的中国国情包括悠久的文化，民族的特点如勤劳、智慧、勇敢等，和我们民族的哲学思想和艺术思想，以及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等等。南印度群岛和东南亚教会的本色化运动都在发展，但是有一个问题却不如我们解决得好，那就是，他们在政治上是独立了，在经济上却不独立。而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独立自主的，这也是中国的国情之一。
　　还有一点是，特别在“文革”以后，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得到了更好的贯彻。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加之我们国家正在向前看，两个文明的建设也越来越适合于基督教的发展。
　　由此可见我国的国情对实现“三自”非常有利，使我们的教会在这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走上了领先的地位。因此在教会史方面和其他方面都很值得我们更深入地去研究、探索，好使我们的教会坚持“三自”的方向，作出独特的贡献。

转载自中国基督教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