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第四届全国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三自工作，不只是要自己治、自己养、自己传，而且还要治好、养好、传好，……应当看到，按照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来建设好教会，这一任务不但远远没有完成，而且可说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三自爱国的工作还任重而道远，……我们决不能松懈自己的意志，必须坚持三自、发扬三自，为建设一个与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相称的中国教会，而献上我们的一切。”这段话说出了三自与建设教会的密切关系。

　　三自就是自治、自养、自传，强调一个“自”字。为什么要强调一个“自”字?因为解放前中国的教会是洋治、洋养、洋传的，那时的中国基督教是一个“洋教”，受到中国人民的鄙视与唾弃，直到解放时，中国基督徒只不过七十万人。三自就是为了改变洋治、洋养、洋传为自治、自养、自传，抹去“洋教”的不光彩面貌，除去了人们接受基督教的一大障碍，所以三自运动发起至今三十多年来，信基督教的人增至四百万。这个变化说明三自给了中国教会以活力，使建设好中国的教会成为可能。

　　三自的“自”是一个修饰词，它所修饰的是“治”、“养”、“传”，而这三个字都涉及教会的建设和发展。世界上所有能设差会派传教士出国传教的教会，她们本身都自治、自养、自传的。美国的教会是美国人治、美国人养、美国人传的。英国安立甘教会(AnglicanChurch,即圣公会)到了美国就改名为主教制教会(EpiscopalChurch)，因为“安立甘”这个英文名字含有“英国”之意，而美国信徒要建立的是一个美国教会，不是一个英国教会。这个改名说明了美国基督徒要以三自的精神建设自己的教会。

　　中国基督徒在发起三自运动的时候，心目中也有一个建设好中国教会的目标。何以见得？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

　　《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中有一句话说：“今后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在宗教工作方面，应注重基督教本质的深刻认识，宗派间的团结，领导人才的培养和教会制度的改进，……”这里提及的几件事都与建设中国的教会有关。

　　三自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吴耀宗先生在运动发起时为《天风》写的一篇题为《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文中说：“中国的教会应当怎样造成经济独立的条件，怎样培养适合于新时代的领袖人才；我们应当怎样把中国教会的制度典章改变；怎样把神学中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清算，使它们更能符合耶稣的福音的本来面目，更能适应中国信徒在新环境中的需要；我们应当怎样教育基督徒群众，使他们更能认识新时代，更能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变成新时代中的动力——这些都是中国基督教的革新(引者按：此处‘革新’即指三自爱国运动，下同)所应当包含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长期的研究与讨论；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则我们革新的愿望还只是一个空洞的理想。”(《天风》1950年第10卷第13、l4期)1951年正月吴先生又为《人民日报》撰文介绍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当时称“三自革新运动”)，在谈了自养的意义后，吴先生在文中说：“其次，是自治自传的问题。所谓自治，不只是要脱离外国人的管理；事实上，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已经不成问题，……自治这个口号，应当取得一个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在中国教会和教会事业的管理上，摆脱西方的传统，建立适合于中国信徒的需要的制度、典章、仪式。例如教会合一的问题，义工制度的问题，教友负责的问题，都与自治的问题有关系。说到自养，那就不是一个在短时期内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件长期的事业。所谓自传，不只是‘什么人去传’的问题，而更是‘传什么’的问题。……若要真的‘自传’，中国的信徒就必须自己去发掘耶稣的福音的宝藏，摆脱西方神学的羁绊，清算逃避现实的思想，创造中国信徒自己的神学系统；这样，我们才能把耶稣的福音的真精神，表现在新中国的环境里。”(1951年l月15日《人民日报》：《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新阶段》)上面所引吴耀宗先生的两段话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三自确实要讲一个“自”字，但是三自更要把教会办好。自治了，还要治好；自养了，还要养好；自传了，还要传好。诸如培养人才的问题、教会制度的问题、神学思想的问题、在新时代中为福音做见证的问题都是三自应考虑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三自运动的愿望就成了“一个空洞的理想”。

　　后来，三自运动的确是循着吴先生指出的道路前进的。三自运动的头几年，主要的工作是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清除反革命的捣乱，把广大信徒团结在三自旗帜之下，这是一个纯洁教会的阶段。在这阶段中建设教会的工作也不是没有进行，譬如，各地修建和新建了不少礼拜堂，圣公会(当时宗派还存在)祝圣了三位新主教，安息日会经过中国信徒自己选举成立了新的全国总会，教会的各宗派都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新信徒等。

　　1956年3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第一届委员会策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以这次会议为标志，三自运动进入了推动教会建设的阶段。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中国教会的三大见证与十项任务。十项任务中包含了信徒在爱国爱教基础上的团结、教会的规章制度、经济、自传、文字出版、神学的研究、人才的培养等许多直接有关建设教会的具体工作。会后，《天风》为这次会议写了一篇社论，题为：《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团结，让教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光！》。这个题目就是一个充满信心、充满盼望的口号。如果三自不想建设好教会，能开这样的会，能叫出这样的口号吗？遗憾的是，我们国家从1957年起开始走上一条“左”的路，教会不能不受到影响，三大见证、十项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未能贯彻。到十年动乱期间，三自更被迫彻底停止了活动。

　　1979年教会恢复工作首先是三自恢复组织。各地三自组织恢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回礼拜堂，而全国三自恢复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重印圣经。收回礼拜堂与重印圣经是重建圣殿的基础，而这两件事情开头时都是三自做的，那时基督教协会尚未诞生，还在议论之中。
　　1980年10月举行了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丁光训主教在题为《回顾与展望》的开幕词中提出：中国教会要从自办教会进到办好教会，从自治、自养、自传进到治好、养好、传好。治好、养好、传好也就是一个建设教会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建设教会，会上还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基协并不是作为三自的对立面出现的，而是作为左右手建立起来的。三自会多注意一个“自”字，但又不能不关心到治、养和传；基协会多从事一些教会的具体圣工，但又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圣工中三自的方向问题，三自与基协是相辅相成的，犹如一个人有两只手才能工作，有两条腿才能站稳在地面上一样。

　　1986年8月举行了第四届全国会议。第三与第四届全国会议之间是一个教会的恢复阶段。所以，虽然在第三届全国会议上已经提出了治好、养好、传好的口号，重点的工作还只能放在恢复工作上。在这个恢复阶段，除了收回教会房屋、重印圣经，还做了大量培训义工的圣工。这些都与建设教会直接有关。现在，恢复的工作不能说已经做完，但我们全国以及各地两会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建设教会上。第四届全国会议告主内弟兄姊妹书中说：“今天，中国教会已从‘洋教’变为中国信徒自己的教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历史使命是，在上帝的大能膀臂的引领之下，以自己的爱与奉献，藉自己的双膝与双手，建立起充满上帝荣耀的、与我国伟大的新时代相称的教会。”

　　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三自既有强调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一面，也有把建设好中国教会作为己任的一面。三自与建设教会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讲三自可以不讲建设教会，这是错误的。同样，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讲建设教会可以不讲三自，也是错误的。我们今天讲建设教会是建设一个符合三自原则的中国教会。

　　但是，最后不能不提一笔的，方针路线制定得好是一回事，方针路线执行得好往往是另一回事。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三自除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外，在建设教会的工作上也有相当成绩，前面已经提到一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建设教会的工作做得很不够，这也是事实。各种原因中最主要的恐怕是受了政治上一条“左”的路线的干扰。1956年确定的三大见证、十项任务没有得到贯彻是个明显的例子。十年动乱中三自工作彻底停顿更不用说了。1979年以后的恢复工作是个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克服“左”的影响也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加上工作中人手短缺，计划不周，建设教会的工作仍然做得不够。我们只有恳求慈悲的天父怜悯我们，给我们充足的智慧与力量，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三自方针的指引下，把今后建设教会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使主的名得荣耀，使主内众弟兄姊妹得益处。

转载自中国基督教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