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笔者因长期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宗教研究工作，少不了要阅读有关基督教的书刊。每当我阅读基督教书刊掩卷深思时，常常会使我想起令我终生难忘的故乡丈八沟南村的基督教堂。结识省基督教两会主席、会长王俊牧师之后，我们建立了令人难忘的友谊。也正是在王牧师的热情鼓励之下，笔者撰写出这篇回忆文章，或许对研究陕西基督教历史能提供点滴史料。
　　说起来，我与基督教还有一定的缘分：因为我的外祖父徐辉学先生就是一位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我出生和少年时代生活的雁塔区丈八沟南村，还曾修建有一所基督教圣公会教堂。据有关资料记载，西安基督教圣公会于1916年（民国五年）在城内北大街西华门成立，并建造“景风堂”及会所，筹办学校，开始在西安郊区发展分堂，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在“景风堂”原址上修建了可容纳300人礼拜的北大街教堂。同年，基督教传入今雁塔区辖境，我家所在的丈八沟和外祖父家所在的铺上村均在此辖境之内。但是，我的外祖父皈依基督教的时间，应当早于本教传入雁塔区辖境时间的1935年。据我的母亲生前回忆，外祖父早年在西安城内做过厨师，大约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西安城内工作时，经信奉基督教的友人引荐皈依基督教。
　　基督教传入雁塔区辖境后，为了使信众有礼拜的场所，就在丈八沟南村修建起基督教堂。丈八沟南村主体有两条街道，称为大、小南村，基督教堂修建在大南村街道南排，是一座坐南向北的院落，东西两邻均有村民住房。院内正南是一砖到顶的礼拜堂，坐南向北，高于其余的房屋，门顶上端有十字架。院内东、西两面及大门旁各有一排厢房，是教会工作人员办公室及寝室。礼拜堂内墙上镶嵌有十字架和耶稣受难像，正前方是讲台，距讲台约2米远对称放有两排约3米长、宽约30厘米、高约40厘米的长凳子，礼拜堂可容纳百余人进行宗教活动。院内干净整洁，环境雅静。
　　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每到礼拜的日子，外祖父就会身穿干净的衣服，从居住的铺上村准时我们村的基督教堂来做礼拜。每到外祖父来做礼拜时，母亲总是让我到教堂院内的礼拜堂门外，等候外祖父，请他做完礼拜后到我们家吃饭。教堂内做礼拜时，大门常常开着，经常有村民在教堂门口向内观望。在静穆庄严的宗教气氛中，无论是教堂内做礼拜的信众，还是教堂门外观看的村民，均非常安静,毫无喧哗之声。做礼拜时，在牧师的主持下，进行祈祷、读经、唱诗、听讲道等宗教活动。特别使我记忆深刻的是，每到圣诞节这一天上午，村里的小朋友们穿着干净的衣服，洗干净手和脸，大约上午10时许，到圣公会院子里排好队。届时，城里西安基督教圣公会就会用麻袋运来糖果，由教会的工作人员发到小伙伴们手中。当时农村的孩子很难吃到糖果，所以，领到糖果的小朋友们都十分高兴。尽管已经事过快六十年，但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还在我的脑海中留下十分美好的回忆。
　　圣公会长住的教会工作人员，很注意和当地村民和睦友好相处。有一年，外地的杂技团（当时称马戏团）到丈八沟演出，演出团的演员住处有困难，经村民与教会工作人员协商，暂借教会的房屋让演员居住，使演出得以顺利进行。在当时农村文化生活很贫乏的情况下，杂技团的演出让十里八乡的农民群众大饱眼福，圣公会教会工作人员的善举也赢得了群众广泛的好评。
　　1958年，陕西省、西安市基督教联合的“西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嗣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西安市基督教三十多处教会、二十多个教派的宗教活动合并在四个礼拜堂进行，即：西安东关礼拜堂（长乐坊东新巷）、南新街礼拜堂、北大街教堂（北大街西华门）、西关教堂（西关正街），统归西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管理。其他教会的会所、礼拜堂及公用的房屋、家具、图书、信徒名册等，亦由西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接管。此后，丈八沟基督教圣公会教堂遂不再有宗教活动，圣公会教堂的房屋仍然为当地民众的社会生活发挥过有益的作用。1958年冬天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学校提倡学生行动军事化，组织我们村五、六两个年级的学生，每天早晨天不亮即起床，整队到丈八沟东村旁的公路上进行跑步锻炼。为了便于管理，统一起床时间，经过联系，一度还借用圣公会教堂的礼拜堂作为我们村五、六年级男同学的集体宿舍。在此之前，我们从未住过集体宿舍，因此，我们这些小学男孩子晚上住在礼拜堂临时的集体宿舍里，不仅觉得十分新鲜，而且天不亮就起床跑步积极性很高。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是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记忆犹新。后来，圣公会教堂的房屋，还曾作为丈八沟公社民办中学老师的办公室，丈八沟医疗站的诊所也曾设在这个院子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基督教遭受极为严重的冲击，圣公会教堂的房屋也被拆毁。
　　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作为曾经亲眼所见丈八沟基督教圣公会教堂的历史见证人，特撰写此文，在保存史料同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六十年来基督教在我国发展变化的曲折历程。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