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化”是当今中国政界、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为了使“基督教中国化”得到积极的推动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协商、组织了“基督教中国化研究项目”，并规划编辑《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同时专办一份《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年度季刊），此季刊将逐年精选汇集国内外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其第一辑于2013年已出版。由此可见，中国政界和学术界是如此积极地推动和发展“基督教中国化”。乍看，基督教的中国化仅仅是宗教政策加以引导的中国化，或是学术进行的中国化而已，似乎与基督徒毫无关系。实则不然，不管是政界还是学术界都认为基督徒是基督教的中国化“最直接的实施者”。其实，中国教会的神学家或领袖是相当重视的（在稍后的讨论中，我们会详细提及的）。因此，政界、学术界希望和基督教界联手一起积极地推动和发展基督教的中国化进程。在此，要问的是，基督徒或教会当如何积极地来回应呢？笔者认为，作为基督徒群体中的每一个“我”，至少当从以下三方面来回应：一、了解“基督教中国化”的立意；二、认识“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三、投身“基督教中国化”的工作。

　　一、了解“基督教中国化”的立意

　　在基督徒的圈子中，似乎提及“基督教中国化”，就容易引发一些情绪上的反应。好像一谈中国化便是要将基督教的本质放弃，变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基督教神学或护教学来看，会有点紧张。中国化的结果是否会使基督教失去一些原来的东西，失去基督教的本色，一想到这些问题很容易引发一连串情绪作用。为此，我们需要先厘清“基督教中国化”的立意（内涵），这显得尤为重要。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教授、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如此阐述“基督教中国化”的立意：“基督教中国化”是相对于以往教会的学者惯用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本土化”（Localization）或“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等词而言的，这几个词主要属于“教会的概念”，即主要是教会的学者用来讨论基督教如何适应传入地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处境的。“基督教中国化”所用的“中国化”概念，则定位于“学术的立场”，即力求更客观、更理性地探讨基督教何以能够融入中国文化、中国民族，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而对教会学者而言，“基督教中国化”是“基督教本色化”的延续，是老命题新担当。近代以来，基督教界的有识之士为了洗刷“洋教”烙印，一直在追逐中国教会的自立梦想。对他们而言，坚持走中国化道路，是中国基督教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为要实现“基督教在中国”向“中国的基督教”的转变。

　　二、认识“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基督教为什么要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在哪里呢？有些研究者认为基督教根本没有必要中国化，他们的观点及其理由可分为三类：（一）“基督教”只能“在中国”，而绝不能称为“中国的基督教”。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普世性的信仰，是超越任何特定文化及社会脉络的信仰，认为坚守基督事件及历代教会大公会议确立的信条（信经传统），是之所以成为基督教、并立足发展的充分条件。而认为在任何社会、文化处境中的基督教本土化、本色化都不免有“画蛇添足”之嫌，甚或指控其创立“异端邪说”。（二）基督教的“中国化”至多只是一种过程性描述，而不具有任何理论及实践意义。此研究的论据与前者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基督教在任何一种特定的文化处境及社会环境中，只要存在，必然要采用特定的文化来表达，必然要契合所在社会的脉络，包括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都是基督教本有、应有、实有的内涵，所以不需要人为地推动这本身似乎具有“必然性”、“规律性”、“不可逆性”的工作。（三）“基督教中国化”没有必要，而且还要坚决抵制。这是传统文化的狂热追随者、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及当代的机械唯物论者的主张，他们强烈反对基督教的中国化。认为提基督教的中国化无异于作基督教的“传教士”，基督教不但没有必要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立足，甚至还是驱之而后快的东西。

　　唐晓峰这样评述以上三种观点“从基督教的普世性、本土化的必然性，及中国化的目的性等方面否定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上述观点一方面忽略了基督教‘普世性’与‘本土性’，即‘中国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否定了基督教本土化这一看似自然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参与及作用；更不幸的是将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国基督教化的努力混为一谈。”

　　华中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1928-1952）韦卓民教授，他曾发表一篇名为“让基督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生根”（RootingtheChristianChurchinChineseSoil）的演讲。他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来演讲，是因为在他看来，基督教既是一个具有世界（普世）性的宗教，其信仰必须要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让世界上每一个民族均有机会透过其独特的文化将基督教信仰表达出来，这样，才能显明基督教信仰的普世性。换言之，基督教虽是普世性的宗教，也必须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成长，成为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基督教。普世的基督教会也是需要不同地域民族的参与，包括中国人的参与，否则，基督教就不可成为具有普世性的基督教了。此外，（不单是）中国人民需要基督教，基督教也（同样地）需要中国人民，因为没有中国（地域性）的参与、没有华人信徒加入教会、没有华人神学的发展，基督教就不能成为一个普世性的宗教。其实，韦卓民教授以上所述的结论就是，基督教在中国有必要、也必须实现其“中国化”。这正是基督教普世性的特性所要求的，而这特性并非抽象的教义而已，乃是必须通过其地域性来体现和实现，这才是真正的普世性。正因如此，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各时期传播时要面对“本土化”、“处境化”问题。而基督教在华各时期的传播也不例外地遇到此问题，并竭力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三、投身基督教中国化的工作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中国化始终是基督徒群体自觉进行的、从古至今的努力过程，而且这种努力将始终持续下去。而在这个努力过程中所要进行的工作是学术界和政界等社会团体无法“越俎代庖”，必须由基督徒群体亲自担当的。那么，基督教界所要进行的别人无法替代的工作有哪些呢？学界的几位学者从多层面提出了以下五方面的工作内容：

　　（一）经典的译介，包括圣经的翻译和基督教经典从书的翻译。自明末清初让·巴塞翻译部分新约圣经以来，直到19世纪20年代，马礼逊和马希曼两个圣经译本出现，乃至后来英美传教士之间在修订马礼逊译本过程中出现的关于God和Spirit等中译名之间的分歧，圣经的翻译工作虽多由外国宣教士开展，但是这些译经工作以及将God译为“上帝”还是“神”之间的探讨本身便是一种中国化的努力尝试。如何将圣经用更浅显明白的方式，让中国人更容易明白，一直是圣经翻译工作中的主题。因此，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文化需要而翻译出不同的译本——多元化的发展，努力进入现在社会结构符号脉络中，使人们更了解基督教，晓得圣经中所坚持的观念和信息，进而影响文化社会层面。事实上，历代译经（圣经翻译）的努力，可说就是一种中国化的努力，如何让圣经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发挥作用，是为基督教在中国中国化的第一步。换言之，我们期望有一天圣经的中文译本不仅是基督教的圣经，也是中国思想家的思想宝库，也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当圣经能在这个群体中发生影响力时，中国基督教中国化的前景才能显露曙光。除圣经外，基督教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典籍可谓汗牛充栋，但由基督教界开展的翻译介绍基督教经典文献丛书的工作还刚刚起步，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亟待开展。

　　（二）教义的诠释。圣经中的教义需要用中国社会文化所造就的方式加以理解，并通过汉语加以诠释，最终形成符合中国人思维脉络习惯的教义表达。中国教会的神学家赵紫宸先生、谢夫雅先生、丁光训主教、汪维藩牧师等努力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神学，他们的神学思想亦为此诠释过程中的经典解读。

　　（三）沟通与融合。基督徒当尽量与教外学者、各界人士接触对话，才能知道何为非基督徒最敏感之处，才能了解何为中国知识分子或民间百姓对基督教所最关切的问题。然后围绕关注点与非基督徒彼此敞开心扉，相互沟通，彼此融合。其实，当今的政界与学术界联合来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项目为的是鼓励整个中国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进行跨文化的沟通与了解，并进而达到会通与转化的目的。此外，也需关注学术界在研究过程中总结出的问题及得出的结论，亦可拓展我们“身在庐山”形成的瓶颈。

　　（四）拓宽神学视野。目前中国的神学教育需要重视中国的思想、中国的文化或中国的历史、教会史，使神学教育所训练出来的人了解中国的文化结构，了解民间信仰的社会状况，以更好地找到本色化的传福音模式或符号。

　　（五）以行证道。基督教中国化必须于社会的不同层次中进行。以上的四方面似乎是基督教界一流的思想家、神学家、学者的工作，需要他们站在基督教纯正信仰立场，使其与中国文化有脉络会通之处。这是基督教中国化当前的一大挑战——急需有一批这样高素质的人才。同样，也必须有一些基督徒实践力行者，进到中国基层文化中去，透过日常生活的磨砺，活出耶稣基督奉献牺牲的生命，作光作盐，服务社会，造福人群，进而增强基督教于中国化过程。

　　总之，以上五方面的工作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的基督教中国化的有效途径，这也是当今基督徒群体应始终持续努力的方向。

　　结论：基督教基要真理与原则是永不改变的，但落实于不同的文化社会处境中时，必须形成该文化社会系统中的表达方式，始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因此，“基督教中国化”即基督教要在中国当前的文化社会中立足、生存、发展，必须建立适应本土文化脉络及其成员思维方式的中国特色神学思想，既要立足《圣经》教导，遵循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又要适应中国国情，融会中国文化。这是作为基督徒群体中的每一个“我”的分内之事，我们当根据各自的恩赐与能力，在以上提及的五项无法替代的工作上尽自己的本分，进而增进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