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千年交替、世纪更迭的时刻，我们满怀感恩和盼望，共同回顾和总结走过了半个世纪光辉又艰辛历程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50年吴耀宗先生等教会领袖在圣灵引领下，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一些爱国的基督教前辈：吴贻芳、邓裕志、刘良模、陈见真、陈崇桂、涂羽卿、谢永钦、崔宪详、江长川、贾玉铭、丁玉漳、戚庆才、熊真沛、赵紫宸、江文汉、吴高梓、王梓仲、邵镜三、鲍哲庆、萧国贵、郑建业等，带领信徒积极投入三自爱国运动，潍改变旧中国基督教的面貌，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事实已经证明，三自爱国运动一直蒙神眷顾、赐恩；中国基督教一直在与新中国相适应的道路上探索前进。今天中国基督徒顺应时代要求，走爱国爱教道路，谱写着中国基督教的新篇章。为此，我们向神献上满心的赞美，并竭诚感谢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及社会各界对三自爱国运动的理解、关心和支持。
　　三自爱国运动发起至今，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50-1966年是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反帝爱国，摆脱外国差会控制，收回教会主权，中国基督徒自办教会，实现自治、自养、自传。1966-1978年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基督教事工被迫停顿。1979-1998年是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坚持“三自”方向，从自办教会到办好教会，即治好、养好、传好。1998年底，济南会议决定“加强神学思想建设”，是第三阶段的起始。这是三个既有区别又相互连贯的阶段，每一阶段既有其主要任务，又是前一阶段的继续、深化和充实。

(一)历程回顾

　　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从此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血泪斑斑的中国近代史中，非常不幸的是，西方一些基督教传教差会对我国的传教活动，也被列强利用，为其侵略服务。差会派遣外国传教士来华，尽管其中不少人有传福音的良好愿望，有的也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作过贡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与殖民主义扩张活动发生了联系，以致教案迭起，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在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和《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有的外国传教士如马儒翰、郭实腊、伯驾、裨治文、卫三畏、丁韪良、宝复礼等人直接参与和策划。他们帮助本国政府攫取在华利益，同时在条约中列入了有关保护传教的条款，这些侵略活动得到当时差会的支持和赞扬。但历史证明，这种不正当的传福音途径，使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蒙上了阴影。在旧中国，基督教在组织、人事、经济、事工等方面都受外国差会控制，被称为“洋教”，理所当然不受中国人民欢迎。自1840年至1949年—百多年中，信教人数仅达70万。
　　具有民族意识的中国基督徒早有谋求教会自立的打算。1903年起，上海俞国桢牧师等发起“自立运动”，要求挽回教权，取消不平等保教条款，提倡爱国爱教，要求实现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不受西方差会管辖。“自立运动”很快得到各地教会的响应，而其发展又是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形势分不开的，革命高潮时宣布实行自立的教会就更多。二十年代，在“自立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下，西方差会提出教会“本色化”，以掩盖其继续控制中国教会的实质。一些中国基督教领袖为改变“洋教”的形象，也主张“本色化”，在教会礼仪、音乐、美术、建筑等方面采用中国文化形式。但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基督教内的爱国力量、自立运动的影响都极为有限，无力改变中国基督教受外国差会控制的现实。只有在新中国，中国基督徒才能真正实现自办教会的愿望。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前夕，吴耀宗、邓裕志、赵紫震、张雪岩、刘良模五位爱国基督教领袖，作为宗教界代表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订《共同纲领》，其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会后，吴耀宗先生等组织访问团去各地教会传达会议精神，并了解教会情况，于1950年4月抵达北京，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反映基督教当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要求明文保护教会。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亲自与访问团人员进行了三次谈话，指出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肯定基督教团体如(男、女)青年会中的一些进步民主人士对中国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指出基督教当时遇到困难的根源，是因长期被帝国主义利用而形成的“洋教”形象，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基督教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力量和影响，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座谈中有人提到基督教曾提倡自立、自养、自传，得到周总理的赞许。这三次谈话使吴耀宗先生等认识到：中国基督教应该主动肃清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向中国人民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使之与新中国、新时代相适应，这才是基督教在新中国应走的道路。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先生等40位基督教领袖经过反复讨论和8次修改，联名发表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通称《三自宣言》)，它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表明基督教会及团体拥护新中国的政治立场，要求实现“自治、自养、自传”(即“三自”)的任务；并向全国信徒征求赞同签名。这篇划时代的宣言是中国基督教向新时代迈进的里程碑，得到了广大基督徒的积极响应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全文刊登了这篇《宣言》及首批签名的1527位基督徒名单，(至1953年9月，签名人数达40万)并为此发表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高度评价它是“中国基督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标志着三自爱国运动的开端。从此，这一天被定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纪念日。
　　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战火直逼我东北边境，一场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掀起。同年12月，美国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更激发了中国基督徒的爱国热情和加快实现三自的决心。我国基督教各教会和团体代表，于1951年4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浪潮中，中国基督徒坚决站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立场上，用亲身经历揭发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并庄严宣布，中国基督教坚决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随后在全国范围内的反帝爱国学习，更提高了教会团体负责人及教牧人员的认识，控诉和学习奠定了爱国爱教的思想基础，对三自爱国运动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54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先生当选为主席。为避免有人把“三自革新”误解成改革信仰，为宣扬爱国爱教的精神，在这次会议上，把“三自革新运动”改为“三自爱国运动”。
　　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境外坚持反对新中国、反对中国教会走三自道路的敌对势力，与我国基督教内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沆瀣一气。如王明道、倪柝声等以信仰为借口，大肆进行危害新中国的破坏活动，并污蔑和攻击三自爱国运动。他们的反革命行径，受到司法机关惩处，根本不是什么信仰问题，这些反面教员的所作所为，提高了信徒辨别是非的能力。
　　五十年代前期，中国教会割断与西方差会的联系和清除反革命势力影响，是“洁净圣殿”的必要步骤。1956年，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发出“建设教会”的号召，指明中国基督教应该在实现三自、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三大见证”，并提出做好自治、自养、自传等工作的“十项任务”。后来因形势变化，未能完全实现。1958年各地教会先后实现联合礼拜，在合一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中国基督教于1961年1月举行了第二届全国会议，决定继续高举反帝爱国旗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做好教会自身工作。但由于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左”的错误思想在全国蔓延，教会活动受到种种限制而趋于萎缩。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基督教与全国各界一样受到冲击，各项活动被迫停止达13年之久。虽然我们经历了“死荫的幽谷”，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许多基督徒在父神的保守下仍旧持守信仰，并将福音的种子带给周围的人。神的工作在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真正停顿过。
　　1976年，共产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文革”的错误进行了拨乱反正。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又得以重新贯彻。中国基督教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各地三自组织相继恢复后，其首要任务是全力收回教堂，恢复礼拜。1979年4月8日宁波百年堂首先复堂，同年9月2日上海沐恩堂恢复礼拜，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
　　1980年3月全国三自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发出了以重建教会为中心内容的《告全国主内弟兄姊妹书》，并作出重印圣经、及早召开全国会议、恢复神学教育等决定。
　　1980年10月召开的第三届基督教全国会议，对三自爱国运动起了承上启下的推进作用。丁光训主教在《回顾与展望》的报告中指出：“三自成就巨大”、“三自任务未了”、“从自办教会到办好教会”，肯定了三自爱国运动的正义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宣告中国基督教仍将坚定不移地走三自爱国道路。为了落实办好教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它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合称“中国基督教两会”。丁光训主教被选为“全国三自”主席和“全国基协”会长。“全国三自”是中国基督徒的爱国爱教组织，“全国基协”是爱国基督徒的教务组织，为办好我国自治、自养、自的教会，两会象左右手一般密切合作。现在基督教全国两会与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两会或筹委会，保持经常联系，发挥指导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丁光训主教在三自与教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1980年以后，每五年举行一次全国会议。第四、五届基督教全国会议，都强调按三自爱国原则建设好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必须落实到办好教会的各项事工中去。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年12月通过的《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为“后宗派时期”中国教会的教规、制度的制订奠定了基础。1996年12月至1997年1月举行的第六届基督教全国会议，把“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内涵归纳为“四个必须”，即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实行爱国爱教、必须努力增进团结、必须大力落实“三好”(自治要治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并号召“一个好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好公民”。
　　1998年11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在济南举行全体委员会，作出了“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是三自爱国运动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这个决议对于巩固三自成果，全面建设中国教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标志着三自爱国运动逐步走向成熟。神学思想建设是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是办好教会的关键，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丁光训主教对神学思想建设起了及时推动的作用。

(二)成就巨大

　　抚今追昔，三自爱国运动走过的路径无不滴满了天父恩典的脂油。作为建设中国教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器皿，五十年来三自爱国运动成就巨大，主要表现在：
　　1、改变中国基督教的洋教面貌，扫除了人们接受福音的障碍。
　　基督教在旧中国被称为“洋教”，不是因为它是外来宗教，而是因为它被帝国主义利用，使它与广大人民之间垒起了一道无形的隔墙。三自爱国运动最卓越的贡献就是它摘掉了基督教“洋教”的帽子，为中国信徒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扫清了障碍；使中国基督教不再被帝国主义利用来作为破坏、颠覆新中国的工具，而成为团结信徒、建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中国教会是属于基督的，也是属于中国的。这个根本变化改变了人民对基督教的认知。为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心理认同基础。
　　2、激发信徒爱国爱教的热情，号召他们成为好基督徒、好公民，为国为民作贡献。
　　爱国主义是凝聚和激发全国人民同心合力建设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三自爱国运动始终以提高中国基督徒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为己任，以中华民族曾经遭受屈辱的史实和五十年来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教材，以圣经教训及古圣先贤的榜样，帮助基督徒认清自己作为公民的责任。基督徒与各界人民一起参政议政，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献计献策。省、市、县各级人大、政协都有基督教界的代表或委员，目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就有14人。各级两会及教会团体，在诸如敬老事业、希望工程、医药咨询等社会服务领域中也做了大量工作。广大基督徒中间涌现出很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五好家庭”；在抗洪救灾、乐捐助人、拾金不昧、作好事不留名等方面，基督徒也为主作了美好见证。由我国基督徒发起，和部分热心公益事业的社会知名人士共同组成的爱德基金会，在医疗卫生、教育、救灾、社会福利、农村发展等方面有显著业绩。这些都受到社会各界的称赞。
　　3、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基督教取得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历次修改《宪法》及制订有关宗教法规的过程中，各级两会的负责人，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等多种渠道，积极反映基督徒的愿望，使《宪法》和法律中的有关条款，既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也保障了基督教界的权利。拨乱反正以后，各级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积极协助政府落实有关政策，包括大力收回被占用的教产、平反教牧人员的冤假错案、恢复名誉等。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三自组织与各地有关部门联系，及时提出基督教界的要求，在维护教会的合法权益，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方面做了许多实事。
　　4、摆脱旧中国留下来的宗派纷争，使中国基督教进入“后宗派时期”，在合一的道路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中国基督教原有70多个宗派，由外国不同宗派的差会划分范围，分而治之，甚至互相攻击。当时中国基督徒参加某宗派，有很大的偶然性。三自爱国运动不但使中国基督教摆脱了西方宗派性差会的组织体系，而且在自办教会的过程中认识到，信徒彼此间信仰的共同点远大于不同点，我们完全有理由在主爱的旗帜下“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另外，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传统，也使我们更容易体认主耶稣对门徒“合而为一”的要求。1958年，神藉着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各地教会先后实行联合礼拜，宗派性组织逐步消失。这是三自爱国运动在教会建设中的新成就，也是中国基督徒多年向往的愿望。
　　5、推进教会各项事工，为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打下基础。
　　在“办好教会”的号召下，基督教全国两会先后设立了教会治理、自养推进、自传研究以及神学教育、文字出版、圣经出版、农村工作、圣乐、妇女、民族、海外关系、“天风”编辑12个事工委员会，经常与各地两会配合，开展教会事工。
　　据1999年不完全统计，中国基督徒人数已超过1500万，近20年来，开放教堂16000余座，其中70%是新建的，聚会点32000个，平均每天恢复重建6个堂点。现在有全国性、区域性、省级的神学院校18所，已毕业的神学生3800余人，不少地方还建有义工培训中心或圣经学校。圣经印刷发行量累计达2500万册，其中有朝鲜、苗、傈僳，景颇、拉枯、彝、低等少数民族文字及中英文对照、盲文等版本。中国基督教协会编辑的《赞美诗(新编)》内，四分之一是中国信徒自己的作品，已发行1000万本以上。此外，全国两会出版大量释经及灵修书籍，累计达90余种，100万册以上；还出版适应农村信徒阅读的书刊，农村讲道集及有声读物等。《天风》月刊发行量超过10万份。基督教事工这样迅速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6、扩大中国基督教与普世基督教的友好交往，提高了中国教会的国际地位。
　　中国基督教坚持三自原则，但“三自”并不意味着自我孤立，我们十分重视与世界各地教会的交往。二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们和一些世界性的基督教团体，和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许多国家的教会都建立了友好关系，与其中不少教会和教会团体，在公开、合法和坦诚的原则指导下，还建立了合作事奉的伙伴关系，创建了资源分享的良好模式，既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也有助于我国教会圣工的开展，1991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加入了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WCC)。
　　我们与港澳两地教会本着“互不隶属，互不干涉，互相尊重”的原则进行交流，也与台湾教会和各地华人教会增进往来。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这一史实的揭露，在西方教会引起很大震动。有见识的西方教会领袖对三自爱国运动予以肯定，他们承认在中国传福音的工作，应由中国教会自己承担；有的还在教会文件中承认，过去传教运动和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损害了对基督的见证，并表示基督教不能再被利用作为西方渗透的工具。宣教学学者也提出要改变旧的宣教策略，强调跨文化研究和交流的必要性。我国教会独立自主自办的精神，也鼓励了第三世界的教会，为争取本国教会的自主而努力。

(三)经验总结

　　回顾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年的实践，我们有四点重要的体会。
　　1、三自爱国运动的核心是实现和维护中国基督教的独立自主。
　　过去中国教会只是西方差会的附属物。三自爱国运动号召全国信徒割断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收回了本该属于我们自己的教会主权。这是办好中国教会最关键的第一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要是没有独立自主，爱国爱教、实现“三自”、进入“后宗派时期”，都是不可能的。
　　境外基督教内的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更不愿失去对中国教会的控制权。他们一直在“对华传教”的幌子下，通过派遣人员、暗自培训、金钱诱惑等各种不光彩的手段，散布西方的政治主张，妄图培植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势力。我们要提高警惕。
　　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宗教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中国教会的主权是我们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为了捍卫中华民族和中国教会的尊严，我们必须坚决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自主”的成果。1980年中国基督教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国内的教会工作和传教工作，是中国教会的主权和职责，境外的人一律不得擅自在我国内进行任何性质的传教活动。这个宣告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自我孤立或盲目排外。我们诚意寻求与普世教会在平等的、公开的、合法的、坦诚的基础上分享和交流。资源分享必须不附带条件，我们决不以主权作交易。
　　由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三自爱国运动在五十年代曾经把一切外国传教士都称为“帝国主义分子”，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根据传教士在历史事件中的作为而有所区别，凡所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另外，八十年代以后，在开放形势下，我们在对外交往的关系中，虽然一再强调维护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但有的教会负责人把“独立自主”只当成口头禅，对境外势力利用经济等手段进行的政治渗透熟视无睹，甚至开了方便之门，对此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2、三自爱国运动的目的是办好中国教会，办好中国教会必须以三自原则作指导。
　　《三自宣言》指出，它的目的就是为要“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宣言中“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三自)任务”，“应注重基督教本质的深刻认识，宗派间的团结，领导人才的培养和教会制度的改进”等内容，都直接关系到如何在新中国办好教会的问题。
　　三自爱国运动不仅从爱国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必要的，从爱教的角度来看，也是必需的；不仅具有明确的反帝爱国政治意义，也有深刻的神学意义。道成肉身的基督“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中国基督徒必须置身于国家、民族之中，与本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方能使教会植根于本国的土壤，在同胞中为主作见证。
　　中国基督教的历史经验说明，教会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是分不开的。当国家受到外侮时，基督徒同样遭灾；如果没有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繁荣，基督徒也无力建造如此众多的教堂或聚会场所。因此中国教会在具体的事工中必须自觉地把爱教与爱国有机地结合起来，摆正自己在地上的位置。使徒保罗、彼得都强调，要为主的缘故，顺服赏善罚恶的制度。教会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这是保证教会正常发展的重要经验。
　　在三自爱国运动的实践中，曾经有过爱国与爱教脱节的现象。有人谈爱国却不重视办好教会，爱国就成了空洞的表态；有人谈爱教却避免谈爱国，爱教就会迷失方向。
　　“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意味着办好中国教会不是以过去的、外国的办教模式来衡量，而是必须以适合中国教会的三自原则作指导。只强调“办好教会”，却淡化或不提“三自原则”，那些以信仰为名反对三自爱国的论调就乘机扩散，造成信徒思想混乱，这个教训也是够深刻的。
　　3、三自爱国运动一贯强调增进团结，坚持信仰彼此尊重的原则。
　　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团结全国人民，不论是否信宗教，或者信哪一种宗教，都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努力。三自爱国运动鼓励信徒，遵守圣经中关于“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的教训，寻求与众人和睦相处。广大人民尊重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也必须尊重不信基督教的人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与他们加强团结，共同努力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自爱国运动始终坚持在爱国爱教的大前提下团结合作，对于基督教内部不同的传统、礼仪、信仰特点，按照圣经教导，应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实行彼此尊重、求同存异。五十年代不同宗派的神学院校得以联合，各地联合礼拜能够实现，都得益于这个原则。
　　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基督教内，至今还存在着游离于三自爱国运动之外的部份聚会点和信徒。只要是持守基督教真道，爱国守法的，我们都愿意与他们保持联系并提供服务，包括供应圣经、赞美诗、灵修书籍等，盼望大家能在爱国爱教的道路上进一步团结起来。
　　当前教会内部的团结也面临新的问题。有的受境外教会团体的唆使，重新挑起宗派之争；有的因私欲膨胀而导致拉帮结派，削弱了教会团结的力量。我们同为神的后嗣，应当彼此接纳。事实证明，哪里的教会能够遵守主的教训，哪里的同工能够谦卑合作，那里的教会就有基督的同在。离开了合一的心志和彼此尊重的原则，把教会有限的力量花在“相咬相吞”上，办好教会就成了空话。
　　我们在五十年代与敌对势力不断较量的过程中，三自有些负责人曾经有过偏激的言论或行动，不同程度地误伤了一些同工，妨碍了团结。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4、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与新中国相适应的重要举措。要真正做到相适应，必须开展神学思想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基督教是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边，还是继续依附帝国主义，何去何从，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抉择。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决非权宜之计，而是基督教与新中国相适应的自觉行动，是唯一正确的决策。要是没有三自爱国运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仍被帝国主义所利用，与人民背道而驰，它便失去了存在的政治基础，更谈不上有今天的兴旺光景。
　　中国基督徒所以能在经历曲折以后，仍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邓小平理论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我们基督徒的根本利益。虽然他们是无神论者，但我们的国家并不是“无神论国家”，而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共产党自己纠正了“左”的错误路线，对于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国际性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宗教界都承认最近二十年来宗教政策贯彻得越来越好。当然以社会制度而论，人所制定的制度不可能完美无缺，然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却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好的环境。我们认定，中国基督教今日的发展，与上述外部条件是分不开的。
　　江泽民主席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及“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等号召。我们认为这是对宗教界的团结、鼓励与信任，也是我们的要求，应该积极响应。
　　五十年的经验证明，三自爱国运动引导中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不改变我们的信仰，而是引导我们更好地为信仰作见证，发扬基督教伦理道德等积极因素为社会服务，使基督教易于被社会所接受和尊重。为了基督教自身的前程，我们也必须在“适应”的道路上奋力前进，不断提高主动性和自觉性。
　　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深化认识，观念上不断更新，当前突出反映在神学思想建设的必要性。
　　讲道是神学的载体，因此，讲台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五十年来，中国教会所以能坚持走独立自主、爱国爱教的道路，与正确的神学导向有密切关系。例如，教会的普世性与地方性不可分；“道成肉身”肯定物质世界和人性中的积极因素；注重信徒的内在生命与道德生活的联系等。然而，在我们的经验中，也有神学思想不适应我国的社会发展，妨碍办好教会的情况。如以“信与不信”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认为教外没有真善美，人的善行在神的眼中没有价值等等。五十年代的同工同道因此掀起了广泛的神学讨论，结合现实问题研究圣经，得到不少新的亮光，我们现在把它称之为“神学群众运动”。
　　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因忙于教会的恢复和建设，对神学思想建设未予应有的重视，导致一些错误的神学观点沉渣泛起，加上境外敌对势力有意将他们的观点通过神学语言渗透到国内，以致否定现世、教会走三自道路不属灵、世界即将毁灭等说法，至今仍有所散布。我们认为只有进行神学思想建设，把握正确的神学导向，才能真正指导基督教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三自爱国运动的任务是由全国和各级三自组织推动实施的。在三自组织的负责人中，大多是忠心尽责的，但也有极少数人素质低下、争权夺利，独断专行，不关心基层教会，这些都损害了三自组织的形象；三自爱国运动在历史进程中的失误与巨大的成就相比毕竟是次要的。对于缺点，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吸取教训，但我们一定要看清三自爱国运动的主流，决不能因为它曾经有过失误、缺点而贬低它、否定它。

(四)展望未来

　　二十一世纪是瞬息万变、高科技发展的新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网络信息普及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然而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并不能替代心灵上对“道路、真理、生命”的渴求。我们相信中国基督教在新世纪中必然会继续向前发展，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如何面对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加强自身建设，使中国基督教的建设能跟上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此我们需作以下方面的努力：
　　1、坚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
　　“三自”并不是基督教的教义或信仰，但它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它是指引中国基督教前进的方向，是指导办好中国教会的原则，也是建立中国教会的方针。三自爱国运动是在我国建国初期发起的，在当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们是否还要坚持它?答复是肯定的。因为这个运动所提出并推进的目标，并不是短期内可以达到的。虽然中国基督教已经脱离外国控制，但境外敌对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渗透和破坏。他们利用基督教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不会改变。为使中国教会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三自爱国运动绝不能削弱，而是要加强，要扎扎实实地深入开展下去。
　　三自爱国运动在新世纪中的总任务，仍是“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虽然这句话及其内涵“四个必须”在九十年代才完整地写入第五、六届全国会议的决议，然而其根本精神早已存在，它是贯彻始终的。“四个必须”是长期的，只是在各个阶段，结合当时的情况，在工作上有不同的侧重点，形成阶段性任务。现在我们要以神学思想建设为第三阶段的中心任务，以赋予三自原则更丰富的神学涵义，三自原则决不改变。
　　2、全力推进神学思想建设
　　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不变，为了持守并广传基督教的信仰，神学思想一直为适应不同时代、地域、民族而向前发展。神学是教会在思考，两千年来古今中外的教会都在进行。吴耀宗先生发起三自运动时就指出，中国基督教必须摆脱西方神学的羁绊，恢复耶稣福音的本来面目，由中国信徒自己来发掘福音的宝藏。现在提出的“神学思想建设”只是在充分认识其对教会建设的重要指导作用以后的自觉行动。如果中国基督教只追求信徒数量的增长，不关心其文化、见识、灵性等各方面的长进，又无力从神学思想的高度去提高他们的素质，这将严重影响基督教的形象，使真正追求真理的人望而却步。中国教会将象一所房屋建造在砂土上，而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即使一时兴旺，前途不容乐观。
　　神学思想建设的宗旨是“往下扎根”，立足圣经，汲取教会传统的精华，结合中国文化及中国教会走三自道路的经验来进行理性思考；同时“向上结果”，以当代人能够明了的语言，来阐述基督教的信仰与道德规范，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神，具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神学思想建设是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与深化。它符合“独立自主”、“爱国爱教”、“加强团结”、“落实三好”这“四个必须”的要求。它的效果将是使三自爱国运动真正得到巩固；使中国基督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是多元的，不能定于一尊。应该继续提倡“彼此尊重”的原则，对于不同的观点，要仔细聆听并认真思考。凡是符合圣经全面真理，有利于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有利于建设好中国教会的神学观点，包括外国神学中的有益内容，都应该进行深入研究。
　　我们鼓励全国的神学教师、教牧人员都来投入这一项艰巨的工程，并通过研讨、出版等方式发表成果，起到推进“自传”、以正确的神学观点来引导信徒的作用。
　　3、加强教会制度建设
　　教会具有其两重性，它是基督的身体，有其属灵的一面，但它又是一个社会团体，应该具有适合国情的管理组织、规章制度。依照“信徒皆祭司”的神学思想，教会理当实行“民主办教”，按照圣经的教导，“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我国教会大多数已经建立规章，但由于各地教会缺乏经过正规训练的合格教牧人员，有些地方负责人文化水平偏低，又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言堂”、滥用权力、甚至腐败现象，都不乏其表现。因此健全组织，仍是教会稳步发展的生命线，不仅制订规章，且要照章办事，有必要的监督。要在神学思想建设中，重视研究处境化的教会论，使我国教会的制度建设既不脱离历史传统，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基督教在“后宗派时期”形成了以全国两会通过各级两会与各地教会联系的网络。两会的自身建设对基层教会的建设有直接影响。两会必须牢固树立仆人的观念，作出遵纪守法的表率，为基层教会服务。要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内部的凝聚力，推动各地教会按三自原则办好。
　　4、培养灵、德、智、体、群全面发展的人才
　　要搞好神学思想建设或教会的制度建设，培养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是关键。中国基督教需要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如教牧人员、神学院校教师、各级两会负责人，以及基督教文字出版、外语、音乐和美术等人才。“优秀”是指具有真诚愿意为中国教会献身的心志和品质；坚定不移地爱国爱教，能够坚持三自原则，明事理、顾大局；同时，在神学造诣和教会各项事工的应对能力方面，都能不断提高。我们培养的人才，如果不明白神对中国教会带领前进的大方向，光凭盲目的热情，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带路人；但是仅凭空喊“三自”口号，没有真才实学和处事能力，也不可能在新世纪中把教会建设好。
　　神学教育在培养基督教人才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灵、德、智、体、群的教育方针必须坚持。这“五育”是相互关联、相互推动的，要求学生能全面成长，既重视灵性生命的长进，又要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集体生活中培养良好的纪律和品德，同时具备健康的体魄。特别在智育方面不仅要重视知识，打下神学理论基础，还要勤于思考，活跃讨论，使各个神学院成为神学思想建设的基地。
　　随着中国教会的不断长进，堂点数量的日益增加，我们要通过义工培训来培养一大批有丰盛灵命，有一定圣经与文化知识，有爱国觉悟，有治理教会能力的合格的义工队伍。这也是中国教会建设面临的一大事工，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回眸过去，面向未来，我们期望着中国基督教在新的世纪中能面貌一新，在“治好、养好、传好”方面都有显著长进。中国教会要广传耶稣基督生命之道，以十字架的大爱吸引人，帮助人们抵制形形色色的异端邪教。要造就信徒的灵性生命，效法基督，操练成圣，热爱人生，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道德行为。教会不仅关心信徒的增长与成长，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还要服务人群，在社会上发挥金灯台的职能，支持真善美，抵挡罪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积极作用。教会还要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神所创造的生态环境作出努力。我们相信这样的基督教在中国，必定会更加得到众民的喜爱，在社会上更受尊重，基督教的发展前途也必定更加广阔。中国基督徒人数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所占比例很小，但只要我们坚持走“三自”道路，使教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基督教对普世教会定会有其独特的贡献。
　　我们回顾上帝如何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带领中国基督教脱离困境进入光明，我们深信在今后的岁月里，他更要向我们沛降丰富的恩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是蒙福的。我们在此专心仰赖上帝的引领，努力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前程似锦，中国基督教的道路一定愈走愈明亮，我们的前程一定愈来愈辉煌。愿一切荣耀归于神。（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50周年庆祝大会专辑摘录）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四届
中 国 基 督 教 协 会 第 六 届   
全体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一致通过    
2000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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