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谦，1892年出生于浙江上虞县章镇，1944年1月因车祸在重庆去世。根据徐宝谦自己的介绍，他12岁入小学，14岁赴上海求学，15岁回到绍兴，就读于绍兴府立中学，18岁考入北京税务专门学校，这一年是1910年。①
    北京税务专门学校是一所官立学校，全称为“财政部税务局立税务专门学校”，创立于1908年。该校毕业的学生，绝大多数从事海关工作，属于高收入阶层。吴耀宗于1908年考入本校，毕业后有7年时间分别在不同海关工作，当他从北京海关辞职时，月薪为180元。
徐宝谦的家庭不但没有丝毫的基督教背景，而且在他14岁前往上海读书时，伯父还给他立了三条规矩：不剪发辫、不加入革命党、不信洋教，特别强调不信洋教。② 在北京读书期间，徐宝谦不仅剪去了头上的发辫，并且曾经“醉心于‘革命思想，追随革命’，寄希望于同盟会”。③ 然而，由于中国政局的动荡，令徐宝谦非常失望，逐渐放弃了革命的主张，转而研究基督教，期望通过基督教来达到救国的目的。
    从1912年起，徐宝谦开始研读《圣经》。他常常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各种活动，尤其是参加美国传教士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主持的查经班，和诚静怡牧师主持的米市胡同伦敦会礼拜堂的聚会。“常向圣经班的主领人步济时请教不明白之处，也到北京米市胡同伦敦会礼拜堂，向该堂主任牧师诚静怡问道”。④ 他还通读了步济时送给他的《自然的圣经》一书。1913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在西山卧佛寺举办夏令会，徐宝谦参加了这次夏令会，受其影响，明确表示接受基督教信仰。同年12月28日，由诚静怡牧师为他施行了洗礼。
    根据徐宝谦自己的论述，他在基督教中看到了耶稣的伟大人格，耶稣的信徒之言行也是真诚的，宗教与科学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和儒家思想是可以调和的。
“我服膺基督，并不抛弃孔教，因为我觉得孔耶两教，可以并行不悖，并且我觉得基督教可以补孔教的不足。”⑤
    1914年7月15日至8月12日，身为学生的徐宝谦参加了青年会在浙江莫干山举办的旨在培养青年会干事的夏令培训班。在这次为期近一月的培训会上，徐宝谦亲耳聆听了巴乐满、王正廷和丁立美等人的讲课，学习了服务社会的各种方法，使他对基督教青年会有了深切的认识，对于青年工作的兴趣也因而大增。回京之后不久，他当选为税务学校青年会会长，同时也积极参与北京青年组织的社会服务活动。所有这些都为他毕业之后到北京青年会工作打下了基础。
1915年徐宝谦从北京税务专门学校毕业，开始面临人生的又一重要选择。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两条道路：一边是舒适优越的海关高薪工作，另一边是任务繁重的青年会低薪职位。但徐宝谦最终还是“弃专业高薪之海关职员，而甘就月薪六十元之北京青年会学生部干事”，⑥ 而且连续为北京青年会服务了6年。对于自己的选择，徐宝谦如此解释说：
   “（我）之所以牺牲海关生活，而从事学生事业，是因为我觉得学生是将来社会上的领袖。学生们的人生观正，国家社会就能待得着好处，不然，他们可以做出许多祸国殃民的事情来。”⑦
也就是说，徐宝谦想通过学生工作引导青年，“用基督教的精神去改变青年学生的人生观”，使他们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也使中国社会因此而得以改良。
    对于徐宝谦加入基督教青年会，时任北京青年会干事的步济时评论道：可以说，1915年是学生工作完全中国化的一年。税务学校的2位青年（指张钦士和徐宝谦），本来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优厚待遇，但是他们却自愿放弃了这一好差事而成为北京青年会的干事。通过我们学生部的宗教活动，两人都发挥了作用，他们已证明是出色的基督徒领袖。⑧
    徐宝谦最初在北京青年会西城分会从事学生工作，这对于曾经是学生青年会会长而且接受过专门培训的他来说，驾轻就熟，但工作量大，任务繁重。尽管如此，他干得有声有色，颇受青年会领袖的器重，以致于同年东城学生部出现人士变动时，徐宝谦理所当然地挑起东、西城学生工作的重担，成为学生部干事并且负责实进会工作。在任期间，他想方设法拓展学生事业，并且积累了一些独特的经验。
    1919年11月19日至27日，在杭州召开的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大会上，徐宝谦作了专门发言，重点论述了学生工作与全国协会的关系、学生工作与城市青年会的关系、学生工作与教会的关系、学生工作与全国教育计划的开展之关系以及学生干事的争取、培养和作用等问题。这次发言既是徐宝谦对自己几年来的学生工作经验之总结，也是对青年会如何适应“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的新形势所提出的建议。由于徐宝谦的积极努力，使北京青年会的学生工作成绩显著，青年会员人数大为增长。他对此感到满意：（我）在这6年之中（从1915到1920年），可以说尽了十分的气力，而且也得了相当的果效。⑨
    徐宝谦在北京青年会的上乘表现，使他赢得赴美进修学习的机会。1920年冬天，他来到美国纽约，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宗教与哲学等课程，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宗教教育。在哥大期间，徐宝谦曾向著名学者杜威（John Dewey）学习和请教，并且尝试以实用主义作为检验宗教的标准。与此同时，他还在一些教会发表演讲，介绍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基督教运动。纽约是社会福音神学影响很大的地区，协和神学院则是社会福音神学的重要基地，这对于徐宝谦的思想和日后的言行均有极大的影响。
    1924年夏天，徐宝谦结束了在大洋彼岸的学习生活回到中国，旋即应聘到著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任教授，直到1932年再度赴美。最初2年，他既就职于燕京大学，也同时兼任北京青年会的工作。然而，此时的青年会之处境已经不能和他第一次赴美之前的状况同日而语，因为民族主义运动正蓬勃开展。北京成为反对基督教运动的中心，青年会遭到巨大的冲击，青年学生对于基督教的热情也在逐渐降温，会员人数大不如以前。这给徐宝谦的青年会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也曾使他陷入苦恼与烦闷之中。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受到严峻的考验。

原文登载于《陕西基督教》2014年第一期
    徐宝谦辞去北京青年会的职务是在1926年，当时燕京大学由城内迁往城外的海淀新校园，他也随之乔迁新居，因无法两地奔跑和兼顾两头的工作，所以他辞去了北京青年会的职务。但是，只要时间和精力许可，他都积极参与青年工作相关的活动。在任教期间，他尽力协助全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帮助建立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编辑《真理与生命》杂志等。1930至1931年，他还出任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特别干事。
    1932年，徐宝谦再一次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学习，2年后以一篇题为“新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现实主义”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之后，他继续任教于燕京大学，同时也很希望亲临中国的乡村，在那里实践社会福音。于是，徐宝谦的思想再一次出现转变，从服务青年学生的城市工作转向服务乡村民众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一转变的主观原因如徐宝谦所说“完全是宗教的”。徐宝谦在“我怎样决志参加农村工作”一文中指出，他的选择出于4个方面的考虑。（1）作为一名名牌教会大学的教授，他自己已经拥有的较高的物质享受，与农村社会民众生活的极度贫困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居住在“象牙塔”里面的他却没有较长期的机会同民众接近并且服务于他们，这引起他内心的不安；（2）学生事业和教书工作固然非常重要，而且他也为之做出了成效。但是他认为，作为经常号召学生为国民服务的一名导师，他应当亲自做出表率，这样更有说服力和号召力；（3）他的宗教信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圣芳济那抛弃舒适的生活、全力服务民众的精神使他深受感动，因此他要学习和效法圣芳济；（4）他要把理论研究和实践行动结合起来，使自己的研究不流于空谈。“我十年来，因研究国际问题，主张唯爱主义；因研究社会制度，主张基督教社会主义；因观察民众痛苦，乃自然宗教信仰的发展，主张简单生活。”⑩ 显然，两度留学美国之后，社会福音在徐宝谦身上的烙印更深，所产生的影响更大。
    但也应当看到，促使徐宝谦转向乡村实践的客观因素同样是存在的，尽管他本人没有谈及，这就是非基运动以及收回教育权运动对教育学校的冲击。1925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在华设立学校认可办法”，禁止在教会学校传播宗教和将宗教列为必修课。这一规定无疑对教会学校产生了不利影响。以徐宝谦所在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为例，这里一向师多生少，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情况更加不妙，仅从毕业学生人数之变化更可见一斑。1916年至1927年这12年间，从宗教学院毕业的学生共有59人，平均每年4.9人，而从1927年至1931年的5年间，则只有毕业生7人，平均每年1.4人。显然，愿意献身传教事业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少，主要是“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正在剧变，有志的青年都在关心国事，不会愿意把自己埋没在终身宣传基督教的工作中。”这就使师资阵容强大的宗教学院陷入窘境，加之1929年开始的美国经济危机，使燕京大学难以向美国富人募集捐款，学校不得不削减经费，宗教学院过多的教师自然要裁员。因此，徐宝谦主动提出到江西黎川去从事农村工作。
    徐宝谦选择乡村工作，与当时中国基督教会发展形势的影响也有关系。非基运动爆发之后，教会受到民族主义运动的巨大冲击，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乡村建设运动就是教会对新形势的一种回应。虽然教会的乡村工作并非始于此时，但是它在此时的意义远不同于以前，教会试图通过乡村工作探索一条新的发展之路。1930年以后，乡村建设运动进入发展时期。1935年3月23日，江西黎川实验区邀请徐宝谦担任“黎川实验计划”总干事。经过长久的考虑，5月徐宝谦决定接受邀请，去黎川工作一年。“黎川实验计划”是中国基督教教会进行的一个乡村建设项目，通过招募大中学生在这里服务，试图以近代科学方法和技术建设乡村。这里条件艰苦，工资只有30元，而徐宝谦在燕京大学的工资是这个数字的10倍。但是他仍旧在这里开展工作一年之久。
    一年之后，徐宝谦再返大学讲台，他先后在上海沪江大学和宸旦大学工作。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开始，徐宝谦不得不离开上海，辗转来到了四川成都。在西南后方，徐宝谦继续为基督教文字宣传工作出力，并且组织了一个从事基督教名著翻译工作的团体“载社”，他自任该社的主任编辑。1943年，在乘车前往重庆参加基督教公理会的战时服务讨论会途中，他因车祸而丧生。
    徐宝谦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福音实践者，与同时代的一些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不同，他本人在神学理论上没有留下什么大作或巨著。但是，他也曾为基督教的文字宣传工作贡献不少。从创办《生命》季刊至领导“载社”，他积极致力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介绍，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不断努力。他曾和缪秋笙、范定九一起，将美国平信徒调查团于1933年对美国宣教机构在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工作调查报告（Layman's Foreign Missions Inquiry）翻译为中文，该译本以《宣教事业平议》为题，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霍铿（W.E.Hocking）所著的《上帝在人类经验中之意义》（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一书也由他翻译为中文出版。徐宝谦还不时撰文，发表自己对基督教的看法，客观地分析基督教在中国成败的原因。徐宝谦赞同民族主义运动对传教士的方法和态度所提出的批评。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宗教，而爱的宗教是不应该通过武力的方式来传播的。手段和目的必须一致，否则就会招致悲剧性的失败，“近一世纪来基督教所采取的宗教方法，实在是大错特错。”在指出武力传教阻碍了基督教向前进展的同时，徐宝谦也承认基督教在客观上对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重建具有先锋作用。
    对于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徐宝谦的认识也经历了较大的转变。当初他是怀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无大冲突，可以调和”的希望皈依基督的。随着对这两种文化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在留美之后，他发现两者的根本精神是不同的，是相冲突的，“要把两者互相调和，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立刻之间所能办到的”。显然，他对自己最初的认识产生了疑惑，但是并没有绝望。他认为，基督教要想确立在中国的地位，就不得不效仿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办法，而“佛教徒高深的品行，牺牲的精神，及宣传的适宜”，是佛教被中国人接受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他深信基督教的爱之精神能使“垂死垂老的中国文化结出灿烂美好的果实”，也就是说，“上帝对世人所显牺牲的爱”，可以使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互相调和。因为基督教的唯爱主义具有无上的能力。
    徐宝谦一生的贡献，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青年学生工作；第二个方面是神学教育，他曾任教于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和震旦大学；第三个方面是乡村教会工作，1935年，他曾出任江西黎川实验区总干事，领导这里的基督教乡村服务工作；第四个方面是文字工作，包括写作、办刊等，如主持《生命月刊》的编辑出版。文字工作也包括神学著作的译介，如1942年，应金陵神学院邀请，主持“基督教历史名著”的编务工作。

原文登载于《陕西基督教》2014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