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代的也里可温

　　自贞观九年（635）传入，至会昌五年（845）遭挫，基督教在唐代流传了210年。之后，便在中原地区逐渐衰落下去。五代到宋代这些年间，历史文献中少有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记载。蒙古族兴起之后，特别是元朝建立之后，基督教又在中华大地恢复了活力，开始了中国基督教传播历史的第二个历史时期。元代的基督教，分为两个派别，分别是景教（聂斯脱利派）和天主教（罗马公教），二者被统称为“也里可温”，《元史》 中屡有“也里可温”、“阿勒可温”、“耶里可温”之类的文字记载。“也里可温”是蒙古语的音译，其原文意义众说纷纭，但陈垣的解释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他认为，“也里可温”意指“福份人”或“有缘的人”，转义为“信奉福音之人”。
　　“武宗灭佛”之后，基督教在中原地区一蹶不振，以致逐渐衰落，但在南方港口城市及少数民族地区却仍在流传，只是人数不多，影响甚微。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先后在甘肃敦煌石窟、新疆吐鲁番、内蒙百灵庙等地发现了许多唐宋时期的景教信徒的墓碑，此即明证。11世纪初，蒙古北部的游牧民族克烈部接受了景教。后来，克烈部与成吉思汗家族通婚，景教于是传入了成吉思汗家族。百灵庙发现的景教足迹证明，克烈、乃蛮、蔑里克三大部都有景教信徒。13世纪初，蒙古部孛儿只斤氏首领铁木真崛起，统一蒙古高原各部落。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帝国的大汗，建立蒙古汗国，定都和林，称成吉思汗。1211年和1215年，成吉思汗两度向金国大举进攻，直到黄河北岸，并占领了中都（今北京）。1260年，忽必烈继蒙古汗位，1264年迁都中都，改称大都，1271年定国号为元，1279年灭宋，统一全国。蒙古人在宗教上系多神崇拜，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因此，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出现了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特色。基督教因此而获得了发展的土壤，继而有了较好的发展。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大量少数民族人群进入中原，其中有不少系景教信徒。同时，蒙古人在征服欧亚大陆的过程中，将大量西亚和东欧的基督徒带到了中国内地，而这些人中有不少人信奉景教。由此，景教又在内地得到了复兴。
　　在景教复兴的同时，天主教也开始进入中国。最初的教会人士，是作为西方国家的政治使节来到中国的，其使命中的政治成分多于宗教成分，但他们还是把天主教带入了中国。蒙古族崛起之后，成吉思汗不断向西扩张，使罗马教廷和欧洲的君主们感到惶惶不安，而此时的罗马教皇及欧洲君主们正被十字军东征之事搞得头昏脑胀。于是，他们热切希望同蒙古人建立友好关系，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希望能够联合蒙古人一同对付伊斯兰国家，同时还希望能够在蒙古人的统治区域拓展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传教工作。为此，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Jean-du Plan Carpin，1182－1252）出使蒙古，可惜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此后，教皇和欧洲君主们多次派遣使节出使蒙古，但都无功而返。1291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格会修士约翰··蒙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1247－1328）为罗马教廷正式使节，携带教皇致东方所有宗主教和国君的信件前往蒙古。1293年登陆泉州，1294年抵达大都，受到元成宗（铁木耳，1294－1307在位）的欢迎，允许其在大都传教。由此，天主教正式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元代基督教的两个派别景教和天主教在陕西都有传播，但由于资料零散，难以窥其全貌，只能从有限的资料中，依稀看到基督教在元代陕西的发展片断。
　　景教何时再次传入陕西，其准确年代已经难以稽考，学者认为，大约与蒙古人进入关中同时，至迟不应晚于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因为这一年蒙古官吏在凤翔长春观所立的碑石中，已有“也里乔”（“也里可温”的异译）的字样。另外，盩厔、长安、韩城、合阳等地，在不同的时期共发现14通提到“也里可温”的碑石，年代自太宗阔台十年（1238）至至顺帝至正23年（1238－1363）之间。由此可以推测，也里可温在陕西的活动范围极广。
　　马可·波罗遍游中国时（学者认为时间当在1275年至1277年之间），对沿途所经过的陕西东部（学者认为“东部”应指合阳、韩城一带）、京兆府（今西安市）和汉中一带的宗教状况有所记载，系元代景教在陕西传播的极好的明证。马可·波罗记述，当时的陕西居民主要信奉佛教，“此外有少数突厥人，奉聂斯托利派基督教”。由此可知，当时陕西的景教信徒多为少数民族人群。另外，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卷二中有一条法人沙海昂的注：“迨至忽必烈在位时（1260－1294），聂斯托利教曾在甘州（今甘肃张掖）、宁夏、天德（在今内蒙乌拉特旗境内）、西安、大都（今北京）等处设置主教区。”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的陕西也有景教教堂，可惜对于教堂的地点及数目，如今已找不到更加详细的记载。
　　《元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记载，大德四年（1300），河南、江浙、陕西的地方官员上奏，指责佛、道、答失蛮（即穆斯林）、也里可温的僧侣和教徒利用经商免税特权，夹带其他商人逃避税收，要求朝廷加以禁止。张星琅译《马哥孛罗游记》关于宣德州的一段记载，证实了这一事实：“他们依靠买卖和手艺为生，制造那石矢同纳克两种金币，此外也制各种丝绸纺织品。”由此可见，当时的景教信徒，多数是借元政府对宗教寺院的商业免税特权，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其信仰动机及信仰热情，值得怀疑。
　　以上所述，系元代景教在陕西的传播状况。至于元代的天主教，在陕西也有传播，只是今天能看到的资料非常有限。以下，简述一二。
　　一位名叫鄂多立克（Odoric，1265－1331）的西方旅行家的著作，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天主教的确传入了元代陕西。鄂多立克系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他是继马可·波罗之后来到中国的又一位著名旅行家。1328年，他离开大都，启程回国，经天德、陕西、甘肃而至西藏，然后经中亚、波斯、阿拉伯等地，于1330年回到意大利帕多瓦。回国后，他口述了旅行的所见所闻及传教经历，由他人记录著成《鄂多立克东游录》，此书在欧洲广为流传。据其著作记述，他游历陕西时，已有天主教传教士进入陕西进行传教活动。
　　《高陵县志》（西安出版社2000年版）的记载，印证了鄂多立克的记述。该志写道：“元泰定五年（1328），方济各会士意籍何理德（华名），奉北京总主教约·孟高维诺之命，来陕西三原、高陵一带传教，发展教徒千余人。七年（1330），何理德回国，带元世祖忽必烈致教皇亲笔信，请求多派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何回国后，还未见到教皇就已病故。”
　　元代的也里可温虽然曾有一定规模，不论景教还是天主教。可惜因为其发展多依赖朝廷的政策，其信徒多为少数民族人士，因此也里可温并未真正扎根于中华大地。元朝灭亡后，随着蒙古人退出中原，基督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再次中断。基督教在陕西的传播和发展因之也又一次告终。

（未完，待续）

原载《陕西基督教》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