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会发生了“本色化运动”，或称“本色教会运动”。192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正式提出建立本色教会的口号。中国基督徒提倡要使中国基督教从形式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逐步实现中国化。比如这时使教堂建筑、绘画、雕刻民族化，礼拜仪式中采用中国曲调和中国人创作的赞美诗歌。一些基督教学者如吴雷川、赵紫宸、刘廷芳等还发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文章和著作，有的努力探索将基督教教义与儒学相融合。他们都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形式来表达基督教信仰，以便使基督教本土化、处境化、中国化，使之不是外来的“洋教”，而是扎根于中国土壤，真正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教会。虽然该运动当时没有实现中国教会真正本色化的任务，但产生了使基督教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各种主张和实践，对我们今天探讨中国教会处境化问题，尤其是在加强神学思想建设时，如何进一步看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经验教训，它带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反省、思考和启发。本文着重想在历史考察基础上对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进行省思，并简要地谈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一、本色化的主张和实践

　　“五四”运动后，1922年开始的“非基运动”从反面也给中国基督徒一个深刻思考，促进了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的开展，开启了本色化的神学反思。中国教会之所以有本色化运动，是因为意识到了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建立中国自己的教会，而且当时中国教会的宗派主义过分西化，不能按中国人的思想和方法解释信仰，遵循大部分是传教士所支配的教会路线，倾向于彼岸的生活等教会弱点。在神学上赵紫宸愈来愈觉得要根据中国人的思想和处境来接受福音，这是刻不容缓的问题。中国基督徒不能回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境况，必须脱离“洋性”，不能照搬西方的神学，要建立本色化的教会，以便与中国文化精神认同，与中国人民认同，被他们所理解和接受。在那时历史背景下，当时中国的教会很小，又特别处于十分艰难的窘境中。教会能否存活？答案就是本色化。本色化就是要建立自立、自养、自传的中国化教会，正如赵紫宸主张，要用中国人的方式在中国诠释福音，表达中国人的身份，是自然地与中国的境况相符合。本色化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自然的本国的面目。他在《神学四讲》中精辟地说：“我们讲基督教的思想，讲神学，并不是在真空里讨论生活。我们有我们的背景，有我们的环境。我们住在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背景，有中国的社会环境。作讲解，一方面要与文化背景发生接触，与这社会发生联系；一方面，要说明基督教自身的性质。”本色教会是一个中国化教会，即必须脱离西洋色彩，使基督教完全成为中国的基督教。本色化从根本上就是使教会适应环境，适合中国的处境，适合中国的教会，使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适合中国民情，不致发生隔阂。王治心发现，基督教传入中国因西洋的遗传、风俗、文化思想尽量浇灌，绝对吸收不到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滋养，所以至今穿一身洋装，被视为洋教。故此需要将此种子种在中国文化和思想里。谢扶雅在《基督教新思潮与中国民族根本思想》一文中分析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并不成功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所宣传的，不尽是真正的耶稣之道，更少有理解中国的根本文化，而能秉着耶稣‘成全律法’的精神，来从事宣教的”。{1}
　　提倡中国本色教会并不是提倡极端民族主义。基督教要想在一国生长，必须吸收当地的文化思想，因为宗教含有民族的特性。例如，佛教从汉代传进中国，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相调和，吸收了中国文化思想的滋养，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
　　中国教会进行了本色化的实践，对此作出了努力，当时特别注重教会领导人的本国化和仪文的民族化，如在礼拜中采用中国礼文，刘廷芳认为一切仪式礼节当合中国信徒生活，赵紫宸曾与范天祥合作出版了一本中国教会赞美诗的新册子，其歌词都是他写的，诗歌中带有基督徒入世的精神。在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赞美诗（新编）》第30首《天恩歌》也正是他写的，其中如“众弟兄，不要傻，天恩真广大；这个世界，是你家，是我家。”这促使圣诗、圣乐中国化。在1922年成立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首任会长就是中国人余日章。有些教堂也采用了民族风格，如鸿德堂、救主堂等。由差会控制的差会如安立甘宗、信义宗、监理会等都表面冠以“中华”二字成为“中华圣公会”等，但实际上还是各大差会控制的宗派，当时的中国教会还不是独立自主的教会，还没有真正的自我，因此那时实行的本色化不够彻底。

　　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在中国基督教史上，中国教会一直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曾有碰撞和对话，如清代中国“礼仪之争”，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举办等。随着本色化运动的开展，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努力探讨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寻求一位可被中国文化接受的基督。通过对话、交流、探索和思考，发现世界各国文化体系并不是在上帝工作的范围之外，基督教与文化不矛盾，并且它可在文化中产生作用。
　　本色化运动在思想上要求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之扎根于中国土壤，成为中国的教会，而不是在中国成为西方的教会。文化是人民生活的共同产业，是不可缺少的。福音要传进中国，不能忽视的是中国本地的文化传统。本色化的工作就是一个移植福音的过程，使它从西方移到中国本土扎下根来，脱去西方文化的外衣，吸收中国文化的气质，符合中国人的特点，适合中国面貌。王治心在《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2}中较为注重讨论教会如何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真正成为中国的本色基督教会。他认为“基督教好比一粒麦种，随意栽在任何处所，都是相宜，不过有两件事应当注意：一、必须落在地里，吸收本地的肥料来滋养。二、必须死了，然后能生长，能结多果。”赵紫宸说，本色的教会“要把基督教与中国古文化所孕涵的一切真理化合为一，使中国基督教宗教生活和经验合乎国土国风，不至于发生不自然的反应。”{3} 他进而在《我对于创造中国基督教会的几个意见》中讲到：“宗教是文化的重要因素，所以必须与中国文化中永久的因素如美、艺、音乐、文章、哲学、宗教观与经验等打成一片。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东扯西拉所能造成的，因为中国的基督教决不能如物质的混合物，乃是精神生活的化合物。据我个人的看法，我以为将来基督教或许要从中国的自然经验，报本思想，伦理观念，神秘哲学得
　　其一部分宗教解释的方式。”他要求还原基督教的本来面目，即除去有西方文化杂质的基督教，还原其真面目，同时他也研究中国文化的本质，指出其优缺点。他发现中国文化的内容有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并从自然、伦理、艺术、中国人的神秘经验这四种中国文化中有势力的倾向来谈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接触点，探索了基督教本真与中国文化精华结合起来的融贯神学。他主张，中国文化的根本是在伦理方面。最有意义的中国要素是传统的伦理。关于福音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协调，可以说是中国教会神学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前提。丁光训主教指出：“要在教会工作上注重服务，那么，我们的神学思想应当高举伦理和高举道德，让伦理道德在我们的神学建设中占有其应有的重要性，相当于它在《圣经》中所占有的地位。就我国基督教现状来说，神学处境化的起步点是恢复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内容。”{4}基督教是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宗教，全部《圣经》中爱人的道理和社会公义的内容占有极大的篇幅。中国也是一个讲伦理的国家，是礼仪之邦，因此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国伦理是有融通之处的，是可以在伦理道德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
　　福音必须进入文化中才产生意义。虽然文化不等于福音，福音不等于文化，但福意必须进入文化，才能生根，开花，结果。福音进入文化并不危害基督教教义，不损害基督教启示的独特性，相反它将通过一个民族的文化把自己更好地显明出来，并能保持文化的价值，促进文化发展。实质上欧洲各国建立的教会也是高度本色化、处境化的教会，如英国教会是英国化的教会，德国教会是德国化的教会，它们都与本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本国化了，已成为本民族文化一部分的基督教会。欧洲和北美的白人教会包括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会、新教教会都在自己的地方本色化了。随着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运动兴起，20世纪初起亚非拉教会内也产生教会本色运动，出现了那时本色教会。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就是亚非拉本色教会运动中一例。当然本色教会和本色神学是与国家朝着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并进的。由此可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使之本色化并不是一件新奇事情，因为从全世界范围作全景式的考察，世界其他国家的教会，特别是西方教会早已本色化、本土化、本国化了，就是亚洲本色化的神学也不少，如菲律宾的斗争神学、韩国的民众神学等，再说中国近代也有本色化运动的历史，从这完全可以看出本色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可行性。诚如丁主教所说：“道成肉身需要马利亚作为母体，中国神学需要中国文化为其母体。” {5}所以要使中国教会中国化，不再是其它教会传教地图上的一个点，而真正成为中国自己的教会。
　　基督教与文化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比如说基督教《圣经》就是用文字写成的，《圣经》中有很多历史、文化、知识、智慧的内容，《圣经》虽说是一部信仰的书，但它并不反对和排斥文化和知识，正如《彼得前书》1章5－7节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此外，基督教需要用民族文化来理解和表达。因此当基督教传播到中国时，那就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遇，那就需要用中国民族文化来理解、解释信仰，以便让中国人更好地理解基督教。

　　三、本色化运动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如何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这是基督教本色化、中国化或建设中国的神学的重要内容，我们可从本色化运动中获得经验教训。但帝国主义也提倡本色教会进行破坏。虽然它本身带有某种时代局限，因为国家没有独立，教会无法实现自立和本色化任务，但它对中国教会的本色化作出了探索和努力。它告诉我们，基督教要想在中国扎根，就要与中国社会处境相结合，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赵紫宸等人积极探讨本色化的神学，并且取得了具有开创性的成果。我们可继续沿着中国老一辈神学家的脚踪去探索，继承和发展，并且有所突破和超越，不断开发、挖掘和利用中国文化、伦理道德、社会处境等各种本土资源，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而深入地推进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
　　不可否认，本色化运动确有一些成果，但它也使我们反省深思，我们需要吸取它的教训。它给今天基督教中国化的具体有益借鉴是：不要仅仅停留在外表上、形式上，而要在内容上、从本质上、神学思想上、从教会内部自身建设上进行本色化、处境化的工作，一方面从多维角度、从多种层面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研，例如探索基督教教义与中国文化中的礼仪、哲学（道、中庸等观念）、伦理（儒家的仁爱、孝道、人性论、人伦等）、实践性（注重行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有许多会通的切合点，潜心思考，很好地发挥基督教的文化和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现实处境，付诸实践，继续坚持和深化“三自”，进一步完成中国教会本色化的任务，用本国的文化和方式诠释福音，以便建立符合中国民情风情和国情以及教情，又符合《圣经》，充满理性和德性并满有基督生命的基督教神学。此外本色化运动在客观上对提高中国基督徒的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和自立精神起了推动作用，中国教会也应与中华民族同命运共患难，与人民认同，与国家同担责任，与时俱进。还要注意的是要使基督教与先进的中国文化进行沟通和结合。我们尚需要不断培养本色的领袖、牧师、人才、著作家，以便建设好中国自己的神学和教会。加强本色化不仅对中国教会，而且对亚洲教会、第三世界教会乃至普世教会都是一个贡献。因为地方性越强，越能丰富普世性。刘廷芳说：“不能专事模仿，抄袭西洋的遗传，拾他人的遗唾，要根据我民族精神上最高尚的要素，真能代表我国民最高尚的理想，必须独立研究，为基督教真理作东方的诠释，贡献世界。”{6}我们既讲地方性，又讲普世性。

　　四、结语

　　在中国教会全面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的今天，我们有许多课题值得探讨、思考和研究，其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个课题是不能忽略的。它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互动的，相互促进的，不仅可以对话，而且是可以融和的。就这个课题就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思索如：怎样看待《圣经》中的“龙”与中国文化的“龙”？对两者就需要具体、细致分析，不能简单等同，混为一团。有的信徒将有中国龙图案的被子、床单用剪刀剪掉，砸烂有龙图案的碗、碟子，那是对《圣经》的错误理解。又如怎样看待《圣经》中的文化、伦理与今天中国的文化、伦理？基督徒如何看待中国祭祖习俗和节日风俗？基督徒如何看待民族音乐并用它创作圣歌？怎样在基督教伦理与中国伦理等方面进行比较和对话？等等。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个课题的探索和研讨将对基督教本土化、中国化以及对中国神学体系的最终建立产生深远意义。由本色化运动的反思，我们可看到，中国教会自己的神学建造，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关键就是在本色化、中国化这方面要有所突破，并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贡献。

原载于《陕西基督教》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