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于2016年4月22日-23日在京举行，这是在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再次召开的一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十分及时，意义重大，在我国宗教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意义深刻，发人深省，为教会在中国发展指出了方向。
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也是其“本土化”之具体体现，即“中国化”的有力证明。基督宗教中国化的议题古老而常新，早在唐朝景教入华，就已经拉开了基督宗教“中国化”的序幕。由于基督宗教在华的传播时断时续、跌宕起伏，其“中国化”的历程也复杂多变、意味深长。所以，我们审视这一漫长进程，需要有历史哲学的眼光，以古论今、洞若观火；也更加需要以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来进行现实关切的思考，着眼当下、开辟新径。
在东西文化的相遇及交流中，基督宗教具有典型意义。基督宗教的本源在亚洲，其文化元素本来属于东方文化范围，但因其在古代罗马帝国时期在地中海周边地区的生存与扩展，使之得以沟通东西方文化元素，结合古希腊思想精神和古罗马社会处境而铸就了西方自中古以来的文化模式及思想根基，成为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及其内在精神。当基督宗教重返亚洲时，其主体已基本上成为一种西方精神信仰及思想文化形态。而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相遇，则一般被理解为东西方文化在华的历史性会面，中国人对基督宗教的相识从而也是对西方文化的典型体认。
这种形态的基督宗教之东来，以及其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复杂交织，使中国人感到了一种“异质”文化的压力，随之而来的反映及回应则是将基督宗教视为“洋教”，有着一种距离感、陌生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督宗教在华有着其“中国化”的义务及使命，而这种“中国化”在海纳百川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是要求基督宗教完全摒弃其西方文化元素，其所需要的乃是超越东西方的积极开放与吸纳，跨越时代的主动更新与复兴。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原本外来的宗教在华都有“中国化”的必要，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才能使其在华发展接地气、服水土、入社会、识文化、懂民情，这就奠定了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基石。使其让人们回到历史层面来看，就得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历程和方向。
一、圣经中教会“中国化”的依据
圣保禄宗徒圣训：（传教士的基本遵循）我原是自由的，不属于任何人；但我却使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为赢得更多的人。对犹太人，我就成为犹太人，为赢得犹太人；对于在法律下的人，我虽不在法律下，仍成为在法律下的人，为赢得那在法律下的人；对那些法律以外的人，我就成为法律以外的人，为赢得那些法律以外的人；其实，我并不在神的法律以外，而是在基督的法律之下。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赢得那软弱的人；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些人。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为能与人共沾福音的恩许（参林前9：19-22）。圣经中的启示让我们明白教会中国化（本土化）是有圣经基础的。
二、教会历史中的“中国化”不同片段
中国神学本地化的真正摸索实践和发展始于利玛窦时期。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82年），传教士利玛窦神父和罗明坚神父来华传教，最初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明朝地方官赐予的袈裟，以为这样就可以与中国的“本地教士”（僧侣）打成一片。可是后来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敏锐观察，发现儒家思想才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中流砥柱，于是又改换儒服。利玛窦神父经过刻苦勤读儒学经典，积极与士大夫结交，争取士大夫的同情，走上层路线的传教策略，又以西方科学作为传教手段，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深深地扎了根。可惜，在利玛窦之后，传教士们未能遵循利玛窦等传教士的经验，以至酿成礼仪之争、百年禁教。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在中国的发展更深受西方国家世俗政权的影响，他们所拥有的保教权反而使教会本地化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三、《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劝学罪言）
1912年，英敛之和马相柏二人以中国天主教领袖人物的身分，共同撰写了《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提倡在北京建立一座天主教大学。英敛之随后于香山静宜园建立“辅仁社”，其与马相伯手创震旦学院的理念十分类似，受到马氏的大力支持。最终两人携手，“北京公教大学”终于得以顺利开办。
1919年，教宗本笃十五为让人们能更好地了解教会的思想，推进教会在传教区的福音传播,颁布了“夫至大”通谕。这为传教史开辟了新的纪元。通谕指出：传教士应绝对避免谋求其本国的利益，否则便会使传教的努力完全失效。通谕再论到本地神职人员时，进一步指出，有些传教区域天主教已经传入了数世纪，而本地神职人员至今还居次要地位。因此给他们适当的栽培和教育实属刻不容缓。倘欲产生预期的效果，给他们的栽培不可只求其能做外籍传教士的助手，确当使他们在自己的民族中有接受、管理的能力。1919年11月30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通谕，以传扬福音为要旨，要求各传教区的各修会摒弃门户之见，尽力陶成本地的神职人员。并派遣“刚恒毅主教”出任驻华大使，刚主教到任后开始着手“本地化”措施。
1926年，刚恒毅主教亲率六位中国候选主教赴罗马，由教宗予以亲自祝圣，开创了自罗文藻任国籍主教以来有中国神父担任主教的先例。以后天主教在华扩充六十余教区、推荐十余名国人为主教，并派修士到罗马深造。在刚主教的推动下，教廷同意发展中国本地教会，解决本地教会的自身管理问题。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试办，是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1929年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因应北京改名北平而改称为“私立北平辅仁大学”。1939年，教廷发表了谕令，肯定了利玛窦适应中国本地化(中国化)的传教方式，解决了长期在中国神学本地化方面因“教会体制”造成的难题。
四、刚恒毅主教在教会“中国化”方面的贡献
刚恒毅主教的贡献：一是在敬天之礼中，他持随乡入俗、随方设教的宗徒路线，主张用中国语言和儒释道的崇拜仪式表达其虔敬心声，来促进中国人的皈依。二是在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和北京辅仁大学等公教学校培养不同专业的学术人才，鼓励和培养出了如陈缘督、王萧达、陆鸿年等大画家，及马相伯、徐宗泽、方豪等大学者，以学术建设与文化事业推动神学本地化的发展。
五、国际神学本地化对教会中国化的影响
耶稣会士马森(J.Masson,1908-)可算是第一个把inculturation这个字应用在传教学论文上。1962年，当他撰写《向世界开放的教会》这篇文章时，第一次采用了“本地化的天主教思想”这种说法。这个名词在后来的十几年间不胫而走。然而，在最初的阶段内，那些形成它并且采用它的学者却是有几套相关的名词在手的。其中用得最广的是adaptation“适应”；在应用及意义上，它可以被视作另一个字accommodation的同义词。Adaptation和accommodation所指的是基督徒信仰和某一种文化之间较外在性的接触，如把西方语文所表达的基督信仰以非洲或亚洲语文翻译出来。比如：明末利玛窦传教首先学习中文，就是适应的一个好例子。这种在人类学上解释，是指文化与文化的相遇，以及随之而来的变化。教会与文化的关系并非仅是“接触”而已，而是深入；教会深深地进入某一文化中，成为该文化的一部分。一个人进入他自己文化之内，让这一种文化成为他自己的文化的过程。这样理解之下，本地化的首要意义乃是指地方教会与它自己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如教宗保禄六世(PaulVI,1963-1978)《在新世界中传福音》(1975)所说：地方教会有责任把福音的精髓吸收(也转移)到它的人民所能理解的语言中，再用这种语言来宣讲福音，意即是基督宗教迈向成熟状况的过程。而这一个过程的目标则是整合：一方面把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整合到当地文化中，另一方面也把地方教会的基督徒经验整合到普世教会生活去。为达到这目标，有两件事是同样重要：那就是一方面忠于地方教会的本地文化，而另一方面也忠于基督宗教的原始讯息。
六、改革开放后教会神学本地化之推动
1.圣保禄年神学研讨会：中国天主教举行了圣保禄年神学研讨会于2009年6月25-26日在北京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主教、神父及教友近30人参加会议，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20余篇。从圣保禄宗徒的适应精神：“为一切人成为一切”（林前9：22）；圣保禄宗徒处理政教关系的原则：服从人立的一切制度（罗13：1-2；伯前2：13）；圣保禄宗徒的团结观：“谴责党派的纷争”（格前1：10-13）；圣保禄宗徒的灵修：“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林前9：16），以及“教会犹如一身”（弗4：15-16）等方面深刻论述了圣保禄宗徒的福传精神，及对中国天主教福传事业的启示和推动。圣保禄宗徒从“适应”出发的传教精神，正是中国教会所奉行的原则。从历史上来说，利玛窦也采取的是“适应”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本次研讨会使人们更加明白，在历史上，西方乃至欧洲一些国家的传教士，竭力对我国教会灌输西方和欧洲的神学思想，使得我国教会在很长时间里深受西方和欧洲神学思想的束缚。教训最深刻的当数礼仪之争，使中国教会的福传事业受到很大损失。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绝大多数不信教的国人，中国教会根据“为一切人成为一切”的传教精神，采取了适应的福传精神，才有了中国天主教会生存与发展的今天。
本次研讨会也告知人们，宗教发展离不开本地土壤，回顾古今中外，任何外来宗教的发展，都有一个与当地社会适应、相融和的结合过程，并在逐渐本地化后得到发展。以保禄朴素的传教精神，促当今教会之本地化工作。可以说，中国天主教圣保禄年神学研讨会是一次高水平的神学研讨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曾留学国外，拥有神学硕士或博士学位。
2.神学论坛：2010年论坛旨在贯彻落实中国天主教第八届代表会议关于大力推进神学研究的精神，建立符合中国教会实际的“本地化”神学思想体系，发挥天主教信仰在中国当今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研讨会与会人士42人，既有教会的神长教友，也有研究宗教的专家学者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与会者从教会本地化的思考给予展望，结合梵二会议精神和中西文化差异，进行了研讨和分享。本次本地化神学研讨会对中国教会本地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思考，也为中国天主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指明了方向。
3.梵二精神本地化神学论坛：大家知道神学本地化不是从现在开始，也不是从梵二开始的，它开始于宗徒领受耶稣的命令并往天下万邦传播福音的时候，圣保禄宗徒的传教经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思考。梵二会议的有关教导更给我们诸多启发，梵二文献虽然没有使用本地化这个表达，但本地化的精神早已体现其中。七十年代广泛地谈论的教会本地化，它的主要观念和依据也都与梵二的精神有关。本地化的实现方式必然是梵二倡导的“对话”方式。
4.第三届天主教本地化神学论坛：于2013年10月9日-10日，第三届神学本地化论坛设置两次高层对话。分别在宗教界领袖之间和学术界著名学者之间进行。另安排了两个分会场，分别围绕“教会本地化的历史经验”、“教会本地化的现实意义”进行研讨。此外，论坛更设立了“宗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在中国”两个专题，以这种方式层层推进，使之更具激发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在对本地化的推进中，中国天主教神学思想建设的实施已经历了一个合理而又可行的神学发展过程，那就是教会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适应中国的社会现状、文化、政治等国情。这种适应使教会在精神的层面上融入现实生活，使教会在现代社会中充分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体现道成肉身的主基督临在于华夏大地，赐福中华民族，国泰民安，文化繁荣，福音广传、爱满人间。
七、教会本地化艺术的展示
1.中式十字花窗——代表吴韵底蕴，姑苏的象征；其形状是天圆地方展示出中国古典传统理念，其中拥有一个“中”字，代表着中华民族；同时，也有十字架图形，表达出基督救恩临于中国，而“爱”在其中，展示着人间有真“爱”。
2.昆明教区圣堂祭台以中式厅堂设计为主体，中间悬挂清康熙皇帝亲笔为西什库教堂题写的“万有真源”匾额。山西太原教区七苦山朝圣地已中国古建式修建山顶大殿，周至教区总堂、周至教区临川寺教堂，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等建筑风格均体现了中国化的模式。这几年来，中国教会不只是大力宣传并推动教会礼仪、圣乐、圣堂建筑、文学艺术在创作上展示“中国化”，而且还积极出版近几年来本地化论坛的优秀文章，翻译推广当代基督宗教优秀的神学著作，进一步推动教会中国化的进程。
八、对历史片段教会中国化的分析
从上面历史片断可以这么说，教会历史发展和神学思想研究是针对基督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反思，不论是展现出讲解《圣经》所启示的内容，还是解释福音，都必须遵守圣经本有的原义，而且在讲解方式方法上，艺术风格的展示上，文化交流的融合上，社会制度的适应上，可以根据时代和地域的不同情况的需求做出调整和给出新的回应。
事实上，教会在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中，自古以来，一直都在寻找中国化的路径，只是不同阶段教会强调的轻重缓急有所不同，被人们重视的程度有大有小。当教会传入中国，传教士就开始尝试用中文撰写、编译和出版教理书籍，利玛窦、庞迪我、艾儒略、高一志、阳玛诺、以后的雷明远神父等人都留下许多作品，也培养出来了一些的中国籍司铎和类似于徐光启、马相柏等一批热爱中国教会、致力于教会扎根于中国文化、礼仪和风俗习惯进行发展的热心人士。
1919年，本笃十五世发表《夫至大》通谕，鼓励在传教区培养本地司铎。随后，意大利总主教刚恒毅作为宗座代表来华，积极倡导天主教本地化，成立国籍教区、国籍修会，鼓励教堂建筑艺术风格、天主教艺术表现形式吸收中国民族艺术风格，为20世纪天主教会在中国本地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逐步普遍使用汉语圣经、开始试行做中文弥撒，九十年代中期中文弥撒推广实行。目前教会团体中圣乐艺术，比如好多地方教会继续推广宫廷音乐，如，苼、笛、银锣等敲击乐器和弦乐组成乐队、绘画与剪纸艺术、传统建筑与地方民俗建筑风格，普通话与地方方言的多元化表达，节日庆典的服饰与少数民族服装并用的本地化展示，这些包含了中国文化艺术元素，已是中国化不可否认的事实。
九、总结
现今，中国大陆教会的神职人员都是中国籍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正在亲身见证中国人在中国自主地牧养和管理着自己的教会。今天教会在谈中国化的时候，应该是向不同的人传递中国教会中国化的风格和特色，而不是其它。当然，不管是谈本地化还是中国化，都不可忽略它具有与普世化有关系的特点，因为教会普世化的慨念反映在教会中国化的层面时，激发我们认真探讨和深思一个中国化教会的历史问题、一个中国化教会路径的走向事实，一个中国化教会被大家所认可的程度，这样才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于教会来说，从她的历史片段探讨中国化时，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运动式的和短期的。
因为教会中国化不可能只停留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和某一个特殊环境之下，它不仅是一个经常适应社会和回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信息的提供和服务的理论载体，而且更应是在社会发展中不断的、经验自身是旅途中的教会，活现基督奥体在陪伴社会、关爱社会、服务社会的一个真实见证者。它所涉及到的内容极为丰富，不只是存在于历史而且也是跨越于历史。它不只是一个信仰上的主观问题，也是一个与社会制度和地缘政治、国家主权与外教等层面有着密切关系的客观要求问题。在这客观要求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化方向，就是要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爱国爱教的道路，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使教会活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整体利益，努力对教会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新阐释，为民族团结、社会发展和祖国统一作贡献。“要不断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不断充实新的时代内涵，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抵御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等方面做出新努力，要做到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作出新贡献。”
可以这么说，教会中国化的基本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第二、搞好人才培养和中国本地化神学思想建设和理论化研究。第三、推进民主办教。第四、提高法治化水平。第五、推进公益慈善工作。因为教会中国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使教会的日常工作和社会工作能与改革开放同步，与国家发展同步，与国家振兴同步，最终使中国教会的牧灵福传工作推向新的高潮，在中国文化中来阐释福音精神和基督信仰的价值观。
今天谈论教会中国化是让教会能在当今中国社会制度体系下有更大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如同当初传教士利玛窦所开创的中国化方向路径就是要与中国文化风俗、国情相结合，今天的教会中国化也应考虑与现时的中国现代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呼应。因为教会的本地化，或者说中国化不是某一时代的产物，而是随着社会主流文化在历史中见证耶稣基督的降生意义。这一奥迹不只在犹太文化中反映，在西方文化中反映，也成为今天宗教中国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只有正确理解认识降生神学的奥迹，才能更好地把握好教会中国化概念的重要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