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麦伦中学前身是英国伦敦会于1898年在上海设立的教会学校麦伦书院，1928年改名为私立麦伦中学，1953年更名为继光中学。1931-1951年沈体兰 {1}任麦伦中学第二任华人校长，在沈体兰担任校长期间，他将外国教会办的旧麦伦一手改进为进步的革命的新麦伦。誉为“民主革命运动堡垒”的麦伦中学，实践了基督教中等教育的自主办学，新型人才培养与科学、民主、进步办学理念的中国化转型。

      关键词：麦伦中学 中国化 沈体兰 基督教中等教育

      中国基督教中等教育研究在国内有一些学术成果，例如尹文涓博士所编的论文集《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2007）。此论文集对中等教育研究有三种方法，第一是针对基督教中等教育理论及课程设置等问题的研究，第二是区域史教会中学研究，第三是教会中学的个案研究。国内出现的与麦伦中学研究相关的有肖朗、傅政的《伦敦会与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以英华书院”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大学学报》，2010），作者提及了麦伦书院的创建及变迁、沈体兰与麦伦书院的本土化改革等。国内出现与麦伦中学相关研究的硕士论文有两篇，分别是张豆的《近代上海私立中学章程与管理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2016）与毛芸的《上海教会中学本土化研究（1850-1937）》（华东师范大学，2018）。本文以上海麦伦中学作为个案研究，从中国基督教史方向探索基督教中等教育中国化，探析麦伦中学在沈体兰校长领导下，努力实践自主办学，新型人才培养与科学、民主、进步办学理念的中国化转型。

      在上海继光校史陈列室的浮雕墙上刻有“科学”“民主”“进步”“和谐”，这些表明了这所中学的精神传承，继光中学于1953年由私立麦伦中学更名而来。麦伦中学前身是英国伦敦会于1898年在上海设立的麦伦书院（Medhurst College），1928年麦伦书院改名为私立麦伦中学。“麦伦”是为了纪念伦敦会来华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博士。20世纪20年代，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运动”等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下，中国基督教教育“游离于外”的处境得以改变。{2}  1931-1951年沈体兰担任麦伦中学校长，他领导麦伦中学实现了基督教中等教育中国化转型，期间经历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沈体兰把麦伦中学办成了爱国民主革命的教育基地。

      民国初年的教会已经办了十几所大学，两百多所中小学。20世纪初，中国官方逐渐排斥基督教对公立学校的影响，推崇儒教。从1927年起，东吴大学等14所教会大学与一批中小学向中国政府登记立案，董事长、校长改为中国人担任，教会学校中国教师比例不断上升，取消了宗教系与神学科，宗教课改为选修，宗教活动改为自愿参加。{3} 1928年麦伦书院改名为私立麦伦中学，并在上海申请“立案”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1929年12月11日获得批准{4} ，领到证书。收回教育权后，教会学校不再以宣教为使命，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了重大的转型。1951年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为麦伦中学“体兰馆”题词中说，“沈校长体兰将外国教会办的旧麦伦一手改进为进步的革命的新麦伦，他对民主教育的贡献，是有着全国性重大意义的。教会学校从帝国主义掌握归中国人民自办，以麦伦为最先……传播进步思想，提倡爱国运动，培养革命干部，麦伦始终站在前哨”。{5}

      一、自主办学中国化转型

      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麦伦书院实行校长管理制，1898-1927年前六任校长都是英国人，1922年英国人彭思任第六任校长时，麦伦书院合并中、英文两部，裁撤正馆第三、四班，取消正馆、备馆之名义，改设高中三级、初中三级，另设初中之下预科一级。{6} 麦伦书院对学级编制的改革符合了国内对新学制的要求。1926年麦伦书院爆发了学潮，起因与纪念五卅运动相关。学生们要求在5月30日（周日）当天停止礼拜、召开五卅纪念会虽然得到了校方的许可，但是学生们在纪念日的第二天还未揭掉校园中的国耻字画引起校长彭思的不满，少数学生于5月31日晚用百斤大石塞住校长住宅与学堂通道之侧门……学生们于6月2日上午十点全行出校。{7}  这次学潮引起了学校以及伦敦会的高度重视，校方及主办方意识到麦伦中学需要进行改革。1927年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收回教育权运动热情高涨，伦敦会决定麦伦书院实行中国人占多数的董事会制度，聘任中国籍夏晋麟博士任第一任华人校长，自秋季起管理全校校务。

      麦伦中学实现了中国化自主办学，由华人校长管理全部事务。抗日救亡时期，基督徒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沈体兰与吴耀宗、刘良模、颜福庆、邓裕志等各界人士28人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全国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陶行知、沈体兰与吴耀宗、刘良模等发起成立国难教育社，这是一个进步群众的抗日救亡团体。在沈体兰校长带领下，麦伦的师生们团结一致，共同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积极贡献。麦伦中学实行了中国人占多数的校董制，截至1948年共有董事会成员52人，其中英国人19名、中国人33名，例如1937年董事会成员14人，其中中国人9名，1948年董事会成员15人，其中中国人10名。麦伦中学的董事会成员中，有文教界的著名人士，有英国方面的教会上层人物。校友陈一鸣认为，沈体兰与董事会外国成员保持联系，实际上起着国际统一战线的作用。例如伦敦会派来的驻校外教白约翰，对于学生们的态度友好；赖璞吾同情中国革命，他曾经支援过学生运动和八路军；路易·艾黎是工业合作运动的倡导者，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重大的贡献。{8}  

      二、人才培养中国化转型

      麦伦中学改善办学条件，培养新型人才。1933年蔡元培先生为麦伦中学题写的校训是“忠信勤勇”。1934年麦伦中学举行了体育馆落成典礼，1937年举行了科学馆落成典礼。三层的科学馆新式房屋由德籍工程师杜施德所设计，一层与二层为教室及实验室，三层为物理及生物学、化学实验、根黄堂（建筑费用由沈体兰校长父亲遗赠 {9}，命名以为纪念）、大讲堂两间（分别由李馥荪以及制造商久泰锦记营造厂各捐一间费用），这座科学馆在当时的私立中学堪称首屈一指。{10} 麦伦图书馆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鲁迅等人的著作，麦伦也组织了文艺读书会，研讨从高尔基到辛克莱的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1931年5月开始，沈体兰每周在学校做政治报告，邀请进步人士到麦伦中学演讲。例如刘晓1936年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红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秋，刘晓经王任叔的介绍化名林庚汉来到麦伦中学任教，教授世界史及公民课，提高了学员们的政治觉悟。沈体兰还邀请了斯诺、赵朴初、郭沫若、翦伯赞、茅盾、田汉、李公仆、沈钧儒、章乃器、马寅初、雷洁琼、陈鹤琴等名人来麦伦中学讲学，提高了同学们的政治觉悟。

      麦伦中学课程设置中国化转型。1928年的《私立学校条例》规定，“第八条：私立学校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亦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私立学校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 {11} 麦伦中学遵守私立学校的相关规定，宗教科目是选修课、不得在课内传教，学生自由参加私立学校的宗教仪式。沈体兰主张教会学校的课程中，应特别注意科学和体育，如果科学和体育办理得宜，对于强有力的基督徒品格的滋长，当然能作很大的贡献。从学校设备方面的准备来说，就是大讲堂、图书馆、实验室与健身房，还要多利用农田、商店和工厂等组织，用作扩充事业的实验室。{12} 基督教学校要以社会为中心，可以采取两个步骤，使学校更富于职业性和生产性，并使许多性质相同的学校联合起来，规定通力合作的计划，特别注意于专门化和分工的计划。{13} 

      麦伦中学实施推广教育至产业工人、工商学徒、工人子女，分别设立民众学校、补习学校与义务学校，免收学费。{14} 麦伦中学附近有大批产业工人，工商学徒和工人子女，沈体兰利用麦伦中学的校舍和师资条件兴办了民众学校、补习学校与义务学校。截至1937年，民众学校校外分校成立了五所，学生258人；补习学校学生115人，义务学校学生150人。沈体兰创办的民众学校、补习学校与义务学校，为工人、学徒、儿童和失学青年提供了学习的机会。通过麦伦中学的推广教育，广大工人接受培训，他们更加爱国、进步，追求民族独立的意识不断增强。截至抗战全面爆发，包含分校在内的民校毕业生将近千人受益，这些毕业生中有一些人参加了“国难教育社”，成为了革命人才。1947年麦伦复校后，仍继续举办民校。

      三、办学理念中国化转型

      麦伦书院创立之初，目的在于以基督救世的精神造就基督化人格青年。随着岁月的更迭，社会上对宗教教育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谢扶雅认为，“宗教教育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迁，由课程中心制转为人格中心制，即不是以圣经为教材、以礼拜堂为实验室的概念，而是以生活为教材，以现实社会为实验室的概念”。{15} 沈体兰任校长后，麦伦中学奉行“建立高尚理想、养成社会意识，练习集团生活、实行公众服务”为教导原则，以适合新教育标准，养成新国家公民，造就新人格青年为教育使命。{16} 麦伦中学推行民主化管理，1932年开始有学生自治会。麦伦中学大部分外地生源的寄宿制度，决定了其生活的很多实践都与校园生活相关。麦伦中学的党团建设活动、兄弟会活动、体育活动、劳作活动等，丰富了教育实践。据麦伦校友回忆，麦伦中学全校于1933年、1935年与1937年实施了“国难时期训练方案”和以国防教育为内容的各种项目训练。麦伦中学于1936年举办暑期教师讲习班，成员主要是中小学教师中的国难教育社骨干人员。国难教育社鼎盛时期的成员四千余人，是全面抗战前夕影响比较大的团体。{17} 据麦伦校友回忆，在1935-1936年间，在麦伦中学每周周会上，都能听到沈校长在作国内外时事形势报告。即使有国民党派来的教官在场，沈校长揭露法西斯和日本侵华的罪行，也批判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要求全国团结抗战。{18} 麦伦中学修正国难时期训练方法，每日下午上课前举行特种作业时间，分班级轮流，主要课程有射击、拳术、救护、自行车、测量研究调查等，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19}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一方面做个好学生，一方面做个好国民……要读我们自己要读的书，我们一定先要救国！况且救国也就是读书！……我的的确确读了无数的书！看了许多亡了国的人民的生活，使我确确实实的认清了要读书一定先要救国！这些都是我亲身受到的教育，比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多了十倍！{20}

      抗日时期，在“一二·九”运动后，麦伦中学高三班的同学在门口张贴布告，“课后开大会，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凡不愿当亡国奴的同学一起参加！”学生自治会主席陈明和沈世雄、杨修严、张则孙等联系其他中学，成立了“上海市中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请愿、游行、救亡宣传等活动。陈一鸣、曹厚德等在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发动下，麦伦中学全校同学热烈地投入支援前线展示的10万双手套和捐募寒衣运动，学生们去了难民收容所，向难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抗日战争中，麦伦中学涌现出一批革命烈士。1939年金以恭牺牲于浙西游击战争中；1941年日寇大扫荡时，24岁的张云飞在山西保护了文件，他在敌人刺刀下英勇牺牲；1941年7月，22岁的钱远镜（钱亦石小儿子）在鄂城樊口镇被日军逮捕遭到残忍杀害；以及烈士蔡达君、王妙发等人。

      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历史进程中，基督教教育实现中国化转型是必然的趋势与正确的抉择。基督教教会学校麦伦中学由英国伦敦会主导的校长制转型为中国人主导的校董制，实现了中国化转型的第一步。沈体兰于1931-1951年任校长时期，麦伦中学成功地完成了这所教会中学的中国化转型，从提升办学条件、人才培养、师资、社会实践、推广教育等方面实现了中国化新型人才培养。抗日战争时期，麦伦中学实施了国难教育、师生们积极参与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实践。沈体兰倡导爱国、进步、民主等中国化办学理念，是基督教中等教育中国化转型的重要理念。麦伦中学个案研究是基督教中等教育中国化转型的典型例证。

参考书目

1.《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3期。

2.《麦伦书院学潮经过之详情》， 载《时报》，1926年6月3日。

3.《麦伦中学科学馆落成典礼》，载《教育季刊》，1937年第13卷第1期。

4.《上海麦伦中学：实施推广教育》，载《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34年第10卷第3期。 

5.《沈体兰纪念文集》，1999年第4期，上海：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五辑。

6.《十六 修正国难时期训练方法》，载《麦伦》，上海市私立麦伦中学校刊社，1936年3月。

7.《市教育局核准麦伦中学立案》，载《新闻报》，1929年12月16日。

8.陈一鸣：《我的心在高原·陈一鸣文集》，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

9.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

10.罗伟虹：《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11.上海市私立麦伦中学：《上海市私立麦伦中学五十周年纪念刊》，上海：上海联华印刷厂，1948年5月。

12.沈体兰：《基督教学校在中国教育系统中的地位》，载《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32年第8卷第4期。

13.沈体兰：《麦伦中学之行政》，载《麦伦中学四十周年立校纪念刊》，1937年5月。

14.沈体兰：《学生运动与民族解放》（韫健速记），载《上海青年》，1936年第36卷第15期。

15.谢扶雅：《教会学校要关门吗？》，载《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30年第6卷第4期。

脚注

{1} 沈体兰（1899-1976，谱名沈流芳，别名沈谛雷），192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并入选“斐托斐”荣誉学会会员。沈体兰于1929-1930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两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31-1951年他任麦伦中学第二任华人校长。沈体兰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长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基督教传播。

{2} 罗伟虹：《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18页。

{3}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257-258页。

{4} 《市教育局核准麦伦中学立案》，载《新闻报》，1929年12月16日第11版。

{5} 《沈体兰纪念文集》，1999年第4期，《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五辑》，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第29页。

{6} 上海市私立麦伦中学：《上海市私立麦伦中学五十周年纪念刊》，上海：上海联华印刷厂，1948年5月，第7页。

{7} 《麦伦书院学潮经过之详情》， 载《时报》，1926年6月3日第7版。

{8} 陈一鸣：《我的心在高原·陈一鸣文集》，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202页。

{9} 沈体兰变卖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周庄祖遗产业，将款项全部捐出，约占募捐总数的三分之一。

{10} 《麦伦中学科学馆落成典礼》载《教育季刊》，1937年第13卷第1期，第90页。

{11} 《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3期，第10页。

{12} 沈体兰：《基督教学校在中国教育系统中的地位》（此文系英文教育季报译出），载《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32年第8卷第4期，第11、18页。

{13} 沈体兰：《基督教学校在中国教育系统中的地位》（此文系英文教育季报译出），载《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32年第8卷第4期，第14页。

{14} 《上海麦伦中学：实施推广教育》，载《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34年第10卷第3期，第93页。

{15} 谢扶雅：《教会学校要关门吗？》，载《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30年第6卷第4期，第9页。

{16} 沈体兰：《麦伦中学之行政》，载《麦伦中学四十周年立校纪念刊》，1937年5月，（五）第1页。

{17} 傅家驹：《沈体兰与国难教育社》，载《沈体兰纪念文集》，1999年第4期，《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五辑》，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第52页。

{18} 陈一鸣、陈一心：《深切缅怀恩师沈体兰校长》，载《沈体兰纪念文集》，1999年第4期，《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五辑》，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第12页。

{19} 《十六 修正国难时期训练方法》，载《麦伦》，上海市私立麦伦中学校刊社，1936年3月，第165页。

{20} 沈体兰：《学生运动与民族解放》（韫健速记），载《上海青年》1936年第36卷第15期，第16页。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