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宗先生（1893—1979）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曾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为探索中国基督教的正确发展道路倾注了毕生精力。他倡导并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成功地使中国基督教隔断了与西方教会的关系，脱掉了“洋教”的帽子，实现了独立自主，为广大中国人民群众所接受，获得了新生。中国基督教能有如今的美好光景，他功载史册。他是中国基督徒爱国爱教的典范。

      今年是吴耀宗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他爱国爱教、追求真理、与时俱进、荣神益人的生平事迹，继承其爱国爱教精神，弘扬其优良作风、高贵品质、高尚情操，与时代同行、与社会同步，努力办好今日中国基督教会，促进教会健康传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积极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阅读相关书籍资料，回顾其一生，我深刻地感受到他身上有三个显著特征值得后人学习。

      第一，他是一个典型的爱国主义者。他不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还是在后来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支持共产党革命事业的进步运动中，在爱国方面都走在了中国基督徒的前列。

      他青年时期，正值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加紧对我国实施侵略，我国日益深重的国难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积极参加剪辫子运动，毅然决然剪掉自己曾引以为荣的长辫子，不与追求生活享受的学生同流合污，而是专心研究学问，藉着穆德（John R Mott）博士的演讲改变自己的不良嗜好。1920年9月，他辞去人称“金饭碗”的海关职务，进入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工作，组织男、女校学生为旱灾捐款奉献，支援社会。1922年2月他成立“真理社”，创办《真理周刊》，宣传积极进步思想。1924年8月至1927年9月他在美国3年留学期间，虽身在异国他乡，却对国家大事十分关心。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不仅积极参加声援活动，也经常利用受邀参加演讲活动之机，介绍中国的宗教、文化、新思潮、政府、学生及妇女等情况，积极宣传中国，主张“中国教会独立自养，差会停止向中国派遣传教士”。

      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而且在爱国方法认识上有了很大飞跃。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沈阳，东北很快沦陷，他积极商讨抗日办法，成立不合作运动团，发起不合作运动。1932年日本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他积极投入难民救济工作，参加了“上海民众前敌将士慰劳会”。1933年6月他又与阎宝航、李公朴三人成立了“东北研究社”，了解国情，研究国际形势，策划对日斗争。1933年5月15日，他发表《唯爱与革命》一文，认为“唯爱与革命是不能分开的”，《唯爱》杂志“应当进而讨论目前最急迫而实际的社会改造问题”等。

      在国内战争时期，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刻认识，坚决拥护共产党，反对蒋介石政府内战行为。1946年他积极投入各界人士的爱国民主运动，参加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福利会等进步组织，与上海市各界人民联合会代表团一起赴南京政府请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反人民内战。新中国成立后，他确信共产党人的领袖会继续准许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自由，认为“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基督徒信仰什么，而是基督徒的行为表现”，“党把我们看作自己人，我们和中国共产党人，大家都是平等的、民主的，但我们的国家不可能没有领导，我们的成就应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这是应有的整体观念”。

      1950年，他为首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后，在全国基督徒中迅速得到广泛拥护和支持。在他主导下，1951年4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1954年7月在首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上改名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组织名称从“革新”到“爱国”的变化，也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

      第二，他是一个忠于基督教的信仰者。他忠于基督教信仰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他的信仰经历，二是他对读经祈祷的认识，三是他将信仰与社会的结合。

      1911年6月2日他在北京公理会由魏尔德（G.D.Wilder）博士施洗，正式加入教会。这也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说，“以前种种忧患、畏惧、悲观之心，如日光下之雪、几尽融化，今世前途无限光明，无限快乐，盖得我基督耶稣为暗世之光，为迷途之导”，“谓此为余一生转机之年可也”。他抱着基督教救国精神信仰基督教，提出要“用基督的精神，举起基督的大旗，为我们国民的自由的人格而战争”。他辞去海关职务到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就是这一精神的体现。他重新翻译谢门博士的《为人师的耶稣》一书，就是要面对知识青年对于基督教发出的许多疑问。1943年11月在《基督教丛刊》发表的《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一文受到青年学生的喜欢。这本书也是他神学上的代表作，提出了一个比较新颖的上帝观。

      他平时重视读经祈祷，特别是对祈祷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他的祈祷观视野开阔，内涵深邃，层次高远。他认为“基督教修养的主要方法就是读经和祈祷。……祈祷的主要意义，不是祈求，而是在静默中体认真理。祈祷的目的，不是叫客观的事实俯就主观的愿望，叫上帝答应我们任何祈求。……祈祷是要我们在真理的体认中，发现应走的道路”，“祈祷使人生的一切都统于上帝的旨意之下，而得到和谐。最伟大的祈祷不是为自己和别人求这个，求那个，而是祈求明白真理，明白上帝的旨意，使它得到成全。……一个善于祈祷的人，他的终生不断的祈祷，应当是‘愿你的旨意成全’。”他说“自私的祈祷，未尝不可以有若干的成就，但我们在祈祷中，眼界放得越宽，范围包括得越广，我们就越能接近上帝，从祈祷中得到最超越最美满的结果。因此，我们在祈祷中，应当从我们自己，想到我们所爱的人，想到社会、国家、民族、世界。”

      他把信仰与社会及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他青年时多次受邀向学生演讲“信仰与生活”“十字架的意义”“个人福音与社会福音”“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基督教对今日社会的使命”等，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他指出“宗教与生活本来是绝对不能分离的”，强调“他（耶稣）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上帝，又要我们爱人如己；爱上帝就是爱真理，爱人如己就是为人服务牺牲。他又告诉我们：必须丧掉生命，才能得到生命。丧掉生命，就是追求真理，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到生命，就是因服从真理而达到一个美满的人生，理想的社会。”倡导“基督教应当吸收最进步的社会科学的成果，因为没有社会科学，基督教就容易变成不切实际的空想。”

      第三，他是一个中国教会的先知性感知人物。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他对基督教时局的认识，探索基督教的发展之路和发起三自爱国运动方面。1945年2月，他创办和主编《天风》，认为该刊物是企图“把一个富有革命性的信仰应用在中国现在的问题上，使它能够变成转移危局，救赎人生的力量。”他在解释《天风》刊名时说，“‘天风’二字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是在现在忧患交煎的时候，我们愿意同着读者，仿佛登了一个高山，仰视俯察，顾后瞻前，让天上飞来的清风，把我们混乱了的脑筋，吹得清醒一点，把我们迷糊了的视线，弄得明亮一点，把我们沉闷了的心情，煽得火热一点。”

      1947年，中国的解放战争已进入一个转折点，人民解放军进入反攻，国民党反动政府摇摇欲坠，一个新时代在中国大地上即将来临。在国际上，社会主义日益发展，民族独立要求日益强烈，在此情况下，长期依附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基督教将何去何从，引起许多爱国爱教基督徒的思考。在此形势下，1948年复活节，吴先生在《天风》发表《中国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指出“一个世界性的革命，正在我们面前展开着”，“资本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我们的时代”，“但它还不甘放弃‘他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与利益’”，“目前基督教时代悲剧的主角是美国”等。认为“中国基督教的处境是可悲的”，它的传统“主要是英、美基督教的传统”，“宣教士多数是从美国来的，领袖人才多数是在美国训练的，许多重要组织干事业是由美国教会资助的，信仰与思想几乎就是美国式基督教的翻版。”“中国正在面临着一个有史以来的最大转变”，“如果我们的思想路线是和现在西方基督教的思想路线一样的，我们的确是无形中变成了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工具……时代是要进步的，如果我们的宗教是迷信的、落后的、违反人民利益的，那么，我们的一切都将遭受历史的无情审判与清算。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以为我们是为义受逼迫，是背负了耶稣的十字架，那就更可悲哀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社会及基督教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激起中国基督徒对中国基督教前途命运的反思。1949年7月他又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基督教的改造”的文章，指出中国的基督教会还有许多缺点，但他说：“我对基督教并没有失望；我信教已经有31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忠实的基督徒。”1949年8月他再次在《天风》发表《人民民主专政下的基督教》一文，指出“基督教面临着一个新的局面”，因此，“应当有新的认识，新的觉悟，新的主张。旧瓶不能装新酒，基督教也应当革除旧染，‘穿上新人’”，要“认识我们的时代，……这个特征，决定了我们对它应当采取的态度”。提出一个基督徒在今日时代的唯一出路是，“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与它合作，去完成时代的使命”，并强调“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如果中国基督教在这个时代中，能够采取一种积极前进的态度，中国基督教的前途应当是光明的。”从《中国基督教的时代悲剧》到《人民民主专政下的基督教》，他的思想进步性显而易见。 

      1949年6月17日他为了引导思想又写了《基督教的改造》一文，肯定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这一事实，并对今后怎么办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基督教必须把自己从帝国主义的系统中挣扎出来，摆脱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却是一件必须的事”；二是“中国教会必须实行他已提倡过的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变成一个地道的中国教会”；三是“基督教必须认识现在的时代和它自己过去的历史”；四是“基督徒必须投身到时代的洪流里去，与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可见，早在1950年前，他已经提出过中国基督教必须实现“三自”的主张了。

      1950年4月，在他的大力推动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于4月、5月两月先后在西安、上海征求各界基督教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于7月28日正式定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包括他在内的40位基督教领袖担任发起人，向全国同道发出公开信，征求赞同签名。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载宣言全文及签名拥护宣言的人名，并发表《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社论，高度肯定了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行动。

      今天，我们纪念吴耀宗先生，他的一生所言所行对我们带来哪些启发呢？

      一是要继承和发扬他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自从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并认识了党对宗教采取信仰自由的政策以后，始终拥护党并号召全国的基督徒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他把国家命运、民族命运与个人命运有机结合起来，是一个爱国爱教的典范。今天，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在世界国家之林有了发言权，逐步走在了世界舞台中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和发展中国。国盛则教兴。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需要我们积极投身于这一浩瀚建设洪流，贡献一份积极力量。我们应当学习吴先生拥党爱国，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发挥出社会正能量，展现自身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增进“五个认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与全国人民一道，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奋斗理应是我们的自觉行动与应尽本分。

      二是要继承和发扬他与时俱进的时代探索精神。他在宗教思想上一开始是唯爱主义者。他不仅担任《唯爱》编辑，热衷宣扬唯爱主义，后来还任唯爱社社长。在经历“九·一八”“七·七事变”后，他思想有了转变，不再强调唯爱思想下的非暴力运动，而是认为为了“救亡”，“建设一个更合理的社会”，民众们“应该普遍组织起来”，“团结好的力量，打破沉闷的局面，推动转变中的时代”。他坚持对三自与爱国理论的探索，希望基督徒对社会有关怀、负责任，成为新中国的一支积极力量。他的信仰是感性的更是理性的。他重视“个人福音”，更强调“社会福音”的作用。他的祈祷观博大精深，强调祈祷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通过祈祷调整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认识上帝的旨意，认识真理，升华自己，与上帝同工。他的神学思想与时俱进，扎根于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他的信仰服务于社会理想，认为“爱国与爱教是没有矛盾的。……爱国是我们基督徒作中国人民所应尽的本分；爱教就是珍视自己的信仰。”他重视王阳明思想，强调基督教信仰与行为的统一。丁光训主教曾在《先进的吴先生》一文中说：“吴先生在上帝观上批评片面强调上帝对人世的超越，突出他内在于自然，内在于历史，内在于人民的运动，在神学上和政治上都有其启蒙运动和解放作用，为基督徒投身救亡爱国运动开放了闸门。”今天，我们要继承他的先进思想，在神学思想上要敢于“革新”，在文化上要追求融合，探索和建立具有丰富中国文化底蕴的中国基督教神学体系，持之以恒、广泛深入地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事工，通过各方面具体工作，将基督教中国化走深走实，促进教会健康传承，和谐有序地高质量发展。

      三是要继承和发扬他独立自主的办教精神。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在世界上可谓首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仅使中国基督教在政治上拥护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在管理权、牧养权及经济权方面隔断与西方教会的联系，实现了独立，同时也摘掉了“洋教”帽子，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为中国教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世界基督教之林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正是时代的召唤和历史的必然。他一生沿着这条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前进，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留下了佳美的脚踪。今天中国教会面临的国际环境复杂，遇见的挑战也很大，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基督教独立自主的三自办教原则，坚决抵御一切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对我国和我国基督教进行的渗透，敢于发声亮剑，旗帜鲜明地反对敌对势力对我三自办教原则的污蔑和攻击，在互不隶属、互相尊重、互不干涉的基础上开展友好交流；需要我们坚定走联合礼拜道路信念，维护好三自成果，发扬好三自精神，实现从“三自”到“三好”的转变，完成好他未完成的事业。 

参考书目：

1.《回忆吴耀宗先生》，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1982年6月。

2.《吴耀宗小传》，沈德溶著，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9年9月。

3.《吴耀宗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1989年12月。

4.《吴耀宗文选》，吴耀宗著，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10年9月。

5.《基督教爱国主义教育教程（使用本）》，中国基督教两会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6月

6.《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读本》，徐晓鸿、吴巍主编，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20年9月。

7.《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三卷），徐晓鸿、吴巍主编，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20年9月。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