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和合本》圣经是在当今中国基督新教教会中流行和使用最广泛的圣经译本，它自1919年诞生至今已在中国教会通行了百年之久。这实在是令人感到惊奇不已。我们不禁要问：已过百年，它为何能如此经久不衰，仍成为中国基督新教教会的权威版本？毫无疑问，《和合本》一定有它的独特之处，才使得它可在中国教会立于百年不衰的地位。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里，从两个方面来浅探《和合本》的独特之处：它的传承与创新。希望通过这样的探究，我们可从其中得到一些启发。

一、《和合本》的传承——忠实传递上帝的启示

传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尤其对知识的保存与传递而言。对于上帝的启示之保存与传递更是如此。在《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一书中，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蔡丽贞院长总结了初期教会保存传递上帝的启示给后代教会有三个媒介，分别是圣经正典（旧约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传统（教父解经和信经）、主教制（使徒教训的继承人）。而三个媒介当中，圣经正典是保存传递上帝的启示最为重要的媒介。{1} 毋庸置疑，圣经是有关上帝的启示最具权威的记录，是一切信仰规范或教义的来源。因此，不同的圣经译本也具有保存并传递上帝的启示之功用。

1. 《圣经》译本是保存并传递上帝的启示之重要媒介

对于这一点，历代的传教士们将此深印于心，来华的传教士们也不例外。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将圣经翻译为传教之地人的通用语言译本，才能清楚地将上帝的启示、基督徒的信仰规范传递给当地的人们。因此，来华传教士一到中国，就开始尽力着手译经的工作。其译经的历史{2}可追溯至唐朝的“景教文献”，元朝天主教来华传教士孟高维诺的少量蒙文译经，唐朝和元朝的这些译经并不系统，而是散译。直到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后才开展了正式且系统的汉译《圣经》工作，但这一时期的《圣经》汉译只是部分翻译。而当新教的传教士来华后，他们萌生了要《圣经》全部汉译的想法，并付诸于实际的行动开展此项艰巨的工作，其先驱性的代表人物为英国浸礼会的传教士马士曼、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等人。马士曼在懂中文的同工的帮助下{3}，在1822完成了全世界首部全汉译本《圣经》（即“马士曼译本”）的翻译及出版工作，但其出版地在印度而非中国。而在1823年，马礼逊和米怜合译的《神天圣书》{4}（即“马礼逊译本”）在中国出版。虽然此译本较“马士曼译本”晚一年出版，但却是在中国出版的首部汉译《圣经》全本。无论如何，这两部译本可以说在《圣经》汉译的历史上都是开创之作。在它们的引领下，开启了《圣经》中文全译的工作。自此之后，各种《圣经》中文全译本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约有30多个译本或译本片段{5}。

而在众多的译本中脱颖而出的是于1919年出版的《官话和合译本》（亦称《国语和合本》）。从此至今，它俨然是最为流行且仍被广泛使用的《圣经》中译本，成为中国基督新教的权威版本。在这漫长的译经历史进程中，从不系统的散译到系统的全译，都显明了来华传教士赋予了每部圣经译本一个伟大的使命——准确清楚地保存并传递上帝的启示，这其实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2. 《和合本》以严谨的态度传递上帝的启示

1919年的《官话和合本译本》（下文简称《和合本》）的翻译过程是极为不易的，经历了近30年的时间才出版面世。可见，《和合本》译者对于传递上帝的启示之严谨的态度。

这严谨的态度体现之一是在《和合本》圣经底本的选用上。“任何圣经翻译计划开展之际，首要解决的是底本之选用问题。”{6}就新约而言，据1890年在上海圣经公会{7}召集的在华传教士大会及1891年举行深文理、浅文理及《和合本》译者联名会议的决议，《和合本》的译者{8}以《英国修订译本》（English Revised Version）希腊文基础文本为原文底本。而此基础文本的素质在当时是位居前列的，因其新约翻译者以当时最新出土的更接近新约成书年代的抄本文献为佐证，如在公元四世纪写成的《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并参考当世最新的经文鉴别研究成果来进行翻译。因此，当在华传教士决定以其为《和合本》的新约希腊底本时，就显明了他们的对待《和合本》的翻译工作严谨的学术态度，也“反映了他们希望《和合本》是一部建基于最新的圣经研究成果之中文圣经”{9}这就保证了《和合本》能准确地保存并传递上帝的启示。

这严谨的态度体现之二是在《和合本》的翻译原则上。1891年在上海召开的深文理、浅文理及《和合本》译者联名会议上制定了具体的《和合本》译经策略，共用五项原则{10}。 第一项为“译文必须为白话，为凡识字的人所能了解者。”第二项为“译文必须为全国通用的语言，不可用地方土语。”第三项为“译文必须简单，在礼拜堂诵读时，各个阶层人士都能明了。”第四项为“译文的字句必须忠于原文（与原文切合）。第五项原则为“比喻之处，应竭尽所能，直接译出，不可直译大意。”上述这五项原则中的前三项铸就了《和合本》的译文通俗易懂，然而有一些批评者并不如此认为，他们依然认为《和合本》的译文艰涩难懂，但这并不全是译文表达所引起的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不了解圣经的文化背景。{11}但这并影响《和合本》翻译的严谨信实性，换句话说，第四和第五项原则使得“它更‘信实’地保存了神之道”。{12}《和合本》的中西译员为了更好地在译经过程中贯彻这五项，他们平均在每一节的译文中都要花上数小时之久，费时27年，认真严谨，历经艰辛，终在1919年译完《和合本》的全文。{13}此外，五项原则之前三项也体现了《和合本》翻译的创新性。这正是下文要讨论的内容。

二、《和合本》的创新——革新翻译的语言

创新，于传承而言，是很重要的事情。若只是以一个模式来传承，可能渐渐就会像陷入“套子”里的人，只会拒人于“套子”之外，让人无法获知“套子”里的人究竟长得怎样，同样也将无法获知你所传承之对象的清楚面貌。只有适时地以新的方式来传承时，才不会陷入如此境地，乃会在不同的时代中依然焕发光彩，引人注目，魅力不减，经久不衰。同样，对于上帝的启示之传递也是如此，我们要随着时代的改变适时地以新的方式来传递上帝的启示。

而《和合本》的创新之处在于顺应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变革的时代，适时地参与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在翻译之时采用了当时一种新兴的全国通用语言白话文作为译文的话域，这是“一种对圣经汉语语言翻译的革新”{14}。这在《和合本》五项翻译原则之前三项中有明确的体现，尤其是第一项“译文必须为白话”和第二项“译文必须为全国通用的语言”。白话是相对于正统的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文言文而言的一种比较通俗的语言，起初也只是用在通俗文学中的，到新文化运动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使用，但其表达方式并未完全定型，直到白话文运动后才定型。因此，当时社会中的一些守旧人士是比较轻视白话文，认为它是不能登大雅之堂，更无资格释经载道，而当时教会中的一些守旧人士也如此认为。{15}但《和合本》译者却看到了白话文的优点，即浅显易懂，句式灵活，并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到了白话文日后一定会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之下成为全国范围内通用的语言，因此，为了清楚明了地传递上帝的启示，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将会成为通用语言的白话文为载体来汉译《圣经》，这在当时实属创新之举。今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创新之举并未归于徒然，在经历了百年之久的历史变迁中，所有的文言文圣经都已束之高阁，唯有以白话文为载体的《和合本》得以通行至今。{16}

透过以上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和合本》之所以在中国教会立于经久不衰的地位，这与它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是密不可分的。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和合本》忠实地保存并传递了上帝的启示。另一方面，“《和合本》的翻译问世曾被视为20世纪初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在现代汉语的白话文运动留下过颇有意义的一笔，其在当时乃典型的‘与时俱进’，紧跟了时代发展的步伐。”{17}这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和总结。

三、《和合本》的传承与创新对我们的启发

作为中国教会的一份子，我们要继续忠实地保存并传递上帝的启示，一方面要求我们心存敬畏，态度严谨，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当积极参与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与变革，在新的机遇中去以新的方式来保存并传递上帝的启示，可从两个层面去着手：一是继续《圣经》的汉译工作；二是释经讲道的语言应跟上时代。

1.继续《圣经》的汉译工作

其实，自《和合本》圣经出版之后，中国学者亦开始积极参与汉译《圣经》的活动，由此打破了西方传教士垄断汉译《圣经》领域的局面。在中国学者的汉译圣经的进展中，有一些新的汉译《圣经》问世，在此只提及由新教教会内的学者所译的版本，如《吕振中译本》（1970年），《当代圣经》（1979年），《现代中文译本圣经》（1979年），{18}《新约圣经恢复本》（1987年），《圣经新译本》（1992年），《和合本修订版》（2010年），而这些译本多为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出版。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大陆，汉译圣经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曾也有过尝试，在1979年时，丁光训主教曾组织王神荫、陈泽民、骆振芳等老前辈修订、重译《和合本》，并先后完成部分经卷的重新汉译，如《诗篇》、《四福音》、《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但此项工作并未完成。无论如何，这些前辈们都意识到了，《和合本》的某些语言表达方式已与今日汉语不同了，尤其对年轻的信徒带来相当的阅读及理解困难，这将会阻碍年轻人去认识上帝的启示，因此这些从事译经的前辈们，他们不辞辛劳地尽毕生之力继续汉译《圣经》或修订《圣经》的工作，让《圣经》用语更贴近现代人的用语，尽量避免采用一般人不容易了解的宗教术语，使初信者或慕道友或一般的中学生都能读懂，当然又要忠于原文。在此，要特别提及《和合本修订版》（2010年），此项修订工作由联合圣经公会（UBS）于1985年开展，于2010年完成，历时25年。参与修订工作的学者{19}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澳洲、欧洲、美洲等地区。修订原则为{20}：继承《和合本》传统，尽量少改，忠于原文，并以最自然的中文来表达，务求各地华人都能读得明白。由此可见，译经的工作是要不断地继续下去，它有着现实必要。虽然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无法参与到这项工作之中，觉得那是教会的圣经学者或神学家才有能力去从事的工作。但是，请别气馁，我们可以为此项事工代祷或予以奉献支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释经讲道的层面去参与在保存与传递上帝的启示之事工。

2. 释经讲道的语言跟上时代

如果说，对《圣经》的汉译是“内涵式的翻译理解”，那么，对《圣经》的解释就是“外延式的注解，诠释”。而这两者都是基督教神学中的基本构成部分。“译”和“释”均展示出一种“理解的艺术”、成为“沟通的桥梁”。{21}因此，作为早期教会的领袖人物教父，他们深知对《圣经正典》的解释也是保存与传递上帝启示的一条途径。透过教父的解经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透过这些解经家的“真知灼见”，帮助人们去明白上帝的启示。因此，教父解经也被认为是保存并传递上帝的启示之媒介之一。{22}但是近现代教会对这些教父注释的文献似乎已经遗忘。直至20世纪末，美国学者托马斯·奥登才组织了题为《古代基督教信仰圣经注释丛书》的研究工作，这套丛书长达29册，收集了自基督教会创立至公元8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教父的解经、解说文献，在香港黄锡木博士的主编下，已有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问世。这套丛书的立意就是“在认识基督信仰的原点观点上返璞归真，并且能直接‘了解早期解经家的真知灼见’”。{23}因此，它所收录的文献乃是“早期普世基督信仰传统中多文化、多语言，以及跨时代的资源”。{24}这也意味着，古代教父是在一个复杂多元的处境下去解释《圣经》，从而试图架起一座《圣经》与多元文化处境之间的“沟通桥梁”。这为处于当今的“文化寻根”、“文化自觉”、“文化认同”等一些社会氛围中的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而言，提供一个很好的范本。所以，当我们去挖掘早期教父们的解经宝藏时，或许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让我们思考如何在当代处境中去更新我们解经讲道的语言，使之更切合普通大众的语言。

另外，新的现代汉语翻译的《圣经》版本也对我们解经讲道提供了帮助。这些译本具有现代语言的鲜活和当代解读的新意，我们在预备解经讲道时，除了读《和合本》的经文，也可以参考对照这些新的《圣经》译本，对照同一段经文的不同翻译，就会发现新译本相较于《和合本》在用语上更鲜活，更符合现代语言的表达，从而使我们的解经讲道有新的亮光或新的表述方式。例如，我现在预备解经讲道时会同时参看对照《和合本》和《和合本修订版》，就常有新的发现。

总言之，我们可以尝试从这两个途径去更新自己解经讲道的语言，使我们解经讲道成为是上帝的启示与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让人听了“道”就能容易明白并接受。

百年《和合》，百年见证。百年《和合本》的传承与创新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思考，它带给我们启发是：既要忠实地保存并传递上帝之启示，又要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文化思想的变革中，适时地更新汉译《圣经》翻译的语言和释经讲道的语言，致力于更新传递上帝的启示之“沟通的桥梁”于当代听众中。 

              本文原载于《陕西基督教》2019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