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布尔特曼的“去神话化”理论与中国文化中的“神话”观念，通过对比分析二者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异同。文章首先介绍了研究目的和背景，指出“神话”在西方和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性和不同理解。其次，文章详细阐述了布尔特曼的神话观，强调他将神话视为表达信仰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并探讨了他对神话的三种观念表达及其目的。随后，文章分析了中华文化中的神话，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和民俗学等多个角度解读神话的定义和功能。笔者通过比较发现，布尔特曼和中国文化对神话的理解在表达信仰和建立道德标准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在关注点上存在显著差异：布尔特曼更注重个体与超自然的关系，而中国文化则更强调集体对自然世界的理解。文末总结了二者在神话观念上的异同，并指出这种比较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神话概念。

      【关键词】布尔特曼  去神话化   神话   中华文化  文化比较

      一、引言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神话”一词的定义是：“关于神仙或神化的古代英雄故事，是古代人民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天真的解释和美丽的向往”或“指荒诞的无稽之谈”。{1} 神话对世界各民族民族意识的凝聚以及民族文化和特色的产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古代的《山海经》对神话人物的描述等等。神话故事中所演绎的神或英雄，是古人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它是后世的读者所完全不可重复观测到的超自然事件或现象。{2} 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理性至上”成为近现代人性理论的主流思潮，神话在内容表达及其权威性上受到了来自理性思维的强烈冲击，包括《圣经》在内的神迹奇事。{3}

      当人们对神话的理解逐渐以理性为主导时，神话中许多超自然的表述便很难令人信服。20世纪神学家布尔特曼主张，人们无法完全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神话，原因在于人总是处在历史之中，无法从一个完全客观的视角认识它。因此，为了增强经文中神话内容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他提出了“去神话化”（英文名：demythologization）的《圣经》诠释方式，希冀在不拆解、破坏福音宣讲所包含的神话内容的前提下，用当今的语言表达方式来保证福音信息的完整性。他在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尝试从自我理解的可能性中去讨论“神话”。{4}

      在中国的文化处境中，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中的“神话”是中华文化的起头，蕴含着华夏子孙共有的情感与思想，这些神话传统随着时代在不断地传承，并且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和世界观，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5} 因此，在中国文化的处境中，“神话”一词则必然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文章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通过比较和理解不同文化中的神话概念，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探讨不同文化之间的独特性。因此，在深入学习布尔特曼“去神话化”的新约经文诠释理论之前，不妨分别试析布尔特曼对“神话”的定义以及“神话”一词在中华文化处境下的定义，再将二者进行分析和比较，来加深读者对布尔特曼关于“去神话化”的前置理解，即令人明白不同文化之间双方对“神话”一词理解的差异，帮助读者更好研究布尔特曼“去神话化”的释经理论。

      二、布尔特曼视角中的“神话”

      布尔特曼将“神话”理解为一种“超验的力量活动，可以在客观化思维所能通达的世界中加以观察和确定，并且也可以用来支持特定真理”。这些超自然的力量干预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同步影响着人的内部心理活动。但神话所构建的内容图式与客观的自然历史发展进程出入较大，使得身处在现代世界环境中的人很难相信神话。{6}

      在布尔特曼看来，神话传递出三种信息，一是神话表达了人们的信念，二是神话的表达使人意识到自己并非自身存在之主，三是神话表达了人在依存状态下能够在可见世界的力量里获得拯救的信念。{7}上述信息依次递进，即人可以通过那些超越自身的神秘因素，对自身的行为能力形成清晰的认知，当认识到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时，由此便产生了对以神话为载体表达的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并借由这种信仰来得到生命的救赎。

      在布尔特曼相关著作中，神话产生的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人们运用神话，并不是漫无目的地将其用于创造和描述一个虚构的世界图景，而是有意识地用它来表达自己对所处世界的理解。{8} 布尔特曼认为，神话更像是一种通过象征性语言来探讨人类在世界中的存在意义和人类自我理解的工具，而非对现实世界的客观描述，即神话是一种用于表达世界观的方式，而非对客观世界的描述。

      其二，神话产生的目的在于尝试揭露主导世界的超自然力量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含义，这些含义往往被神话文本的叙述所遮掩。{9} 布尔特曼认为，神话并非旨在让人们停留在文本表面上所看到的各种超自然表述（例如《创世记》中上帝用六天创造天地的故事，《出埃及记》中耶和华降下十灾、分开红海的神迹，福音书中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等），而是希冀通过这些超自然的描述来揭示更深层次的存在意义，即这些神话故事的核心并不在于它们在文本中所描述的超自然力量本身，而在于它们藉由文本所试图传达的存在意义。基于这种对神话的定义，布尔特曼认为《圣经》中神话的核心问题在于难以使人不被经文字面意思束缚，转而去深入理解神话的意义并形成对这种理解坚定不移的信仰。因此，在这样的定义下，神话的字面意义阻碍了人们对于上帝真道的感悟，成为了影响福音宣讲的障碍。基于以上对神话定义的理解，布尔特曼由此提出了“去神话化”的释经理论，旨在剥离神话的表面叙述，以便更清晰地传达福音的核心信息。

      三、中华文化视角中的“神话”

      在中华文化的视角下，可以发现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神话”进行了定义，他们对“神话”的理解各有侧重。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中的神话是早期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逐步积累的知识结晶。这些神话中的内容不仅体现了初民早期所形成的宇宙观、宗教思想和道德准则，还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界的认知以及对早期民族传说的形成过程。这些神话作为上古时代各民族生活与思想的产物，展现了初民试图理解世界、传承文化的努力和智慧。{10} 神话所述的，是“神的作为”，但是这些“神”不是凭空跳出来的，而是由原始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交织下形成的产物，表达了他们对于自然界的认知与理解。神话虽产生在原始社会，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仍在阶级社会中发挥作用，不断地发展演变，并在原先的基础上产生出更多的新神话。神话是古代原始社会思想的产物，相信神话是原始时期人信以为真的“科学”。另有学者认为，神话的外延可以涵盖宇宙起源、神灵英雄和宗教风俗等方面，并明确地将神话定性为“故事”。这些故事是古人通过具有神话倾向的思维对世间万物的解释，是原始人类认识自然世界的一种“科学认知”。作为一种代代相传的叙述，神话表达了原始社会氏族的真实观念，神话的讲述者们藉由人格化的描述方式，对自然现象进行了阐释。{11}

      从历史学神话观的角度分析，神话不仅仅是古代人对未知自然现象的解读，更是一种早期社会对世界的探索和解释方式。神话作为一种“前科学”，反映了古代人试图理解和解释他们无法控制或理解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实。{12} 在原始社会中，创造神话的目的是通过象征性的故事来赋予自然力量以意义，从而在思想上对自然界和社会秩序进行解释和掌控。这些神话不仅仅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更是对社会规范、人类行为的阐释，体现了古代人民在面对不可知的世界时所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探索精神。因此，神话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也是古代社会文化心理的表现，是人类早期思想的结晶。

      文学神话观认为，因为古人无法对所身处的世界作出合理解释，便产生了对未知事物的奇幻理解，将这种奇幻的理解经人格化后，形成了与之对应的神话，以神话的思维方式进行解释，并将解释的内容流传后世，形成了当今世人所看到的神话。这些神话内容在人与自然的抗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原始社会的古人要与自然抗争，战胜困难，需要用神话的内容来振奋人心、减轻痛苦、增加感官层面的幸福感，神话因此成为了一种反映当时社会观念的文学艺术形式。{13} 可见，不仅仅是对文化的简单反映，更蕴含着隐藏在文字叙述中的象征意义。

      在民俗学神话观中，神话不仅仅是对特定内容的表现，更是社会文化历史的记录与反映。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都会在神话中留下痕迹，这些痕迹使得神话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神话可能会被重新解释、增补或简化，逐渐演变为一个复杂的整体。这个过程不仅丰富了神话的内涵，也使其成为探索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痕迹。

      综上所述，文章认为，中华文化背景下“神话”的定义较为广泛。神话既是原始社会的产物，又是民族精神内涵的源泉，蕴含着承载文化传承的功能。神话具有起源性，{14} 它源于古代社会，反映了当时人们在面对未知和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时，借助拟人化和象征性的故事来理解和解释世界的需求。在缺乏科学手段来解释自然界的古代，神话成为人们理解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早期认知方式。神话具有传承性，{15}它并非由个人创作，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经历了历史上无数讲述者的加工和修饰后，最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神话体系。神话的传承性也体现了它作为一种社会凝聚力的象征，通过共同的故事和传说，增强了族群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文化遗产。神话具有神圣性，它不仅是文化的反映，更是一种神圣叙事，它与原始宗教密不可分。古人将神话视为神圣的历史事实，用来解释自然、生命和宇宙的起源，这使得神话在古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神话具有文学性：{16} 神话是一个关于自然、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的高度幻想性的故事。神话通过奇幻的情节，拟造出充满奇幻和神秘的世界。这种文学性不仅增强了神话的传播力和感染力，还使其成为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四、布尔特曼与中华文化对“神话”定义的比较

      上文分别阐述了布尔特曼对神话的理解和中华文化中对神话的理解，不难发现，两者在对该定义的理解上既存有共性，也存有差异。

      布尔特曼与中华文化对神话定义的共性有两点：一是在信仰和理解世界的层面上，二者均认为神话是一种表达信仰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布尔特曼通过神话探讨个人与超自然力量的关系，强调神话在引导个人认识自我和理解世界中的作用。这一观念与中华文化中的神话观存在共鸣，即中华文化同样通过神话来解释自然现象，并传达宗教信仰，帮助人们理解天地的运作和宇宙的起源。同时，中华文化中的神话不仅是一种对自然的解释，还包括了对人类社会、道德规范的阐述，使得信仰在集体意识中得以巩固。二是在建立道德标准方面，布尔特曼与中华文化均认为神话在建立和传播道德标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布尔特曼的神话观强调，通过神话故事，个人能够认识到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和影响，进而形成通过这些力量获得救赎的信念，这种信念往往与道德行为紧密相关。中华文化则将神话作为一种道德教育的工具，通过神话故事来树立社会规范和伦理标准，教导人们如何在社会中行为得当、追求美好生活。神话故事中的英雄和神灵往往成为道德的象征，激励人们遵循道德准则，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布尔特曼与中华文化对神话定义的差异亦有两点：一是双方关注点不同。前者的神话观更注重个体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强调个人在信仰中的救赎体验。他认为神话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象征性的语言来帮助个人理解自身的存在和与超自然力量的关系，从而达到救赎；但中华文化中的神话往往集中体现自然现象和宇宙秩序，并通过集体的口耳相传来维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感。二是使用角度的差异，布尔特曼将神话视为一种象征性的语言工具，用于探讨存在意义和自我理解。他主张通过“去神话化”的方式剥离神话的表面叙述，以便更清晰地传达福音的核心信息。因此，他的神话观更多关注神话的内在精神和哲学意义；而中华文化则更强调神话的实际功能，视其为解释自然现象、传递文化价值观和建立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在中华文化中，神话不仅是精神和信仰的表达，还具有教育、传承和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成为促进社会稳定和文化延续的重要因素。

参考书目

1.Rudolf Bultmann: New Testament and Mythology, in kerygma and myth, trans. Reginald H. Fuller, ed. Hans Werner Bartsch(New York: Harper&Row,1961).

2.茅盾：《神话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1981年。

3.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5.鲍雅莉：《古代中国与希伯来神话中的人神关系比较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6.刘明伟：《神话·信仰·理解——布尔特曼去神话化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7.杨恬：《中国古代神话综述》，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年。

8.田桂丞：《中国神话学百年神话观研究》，淮北师范大学, 2016年。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55页。

{2} 鲍雅莉：《古代中国与希伯来神话中的人神关系比较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12页。刘明伟：《神话·信仰·理解——布尔特曼去神话化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7页。

{3} 《圣经》中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在新旧约中经常出现，旧约中常用耶和华神大能的作为或借着先知所施行的神迹奇事，新约中常以主耶稣的生平事迹中所展现的神迹为代表。

{4} 刘明伟：《神话·信仰·理解——布尔特曼去神话化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8页。

{5} 杨恬：《中国古代神话综述》，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年，第18页。

{6} 刘明伟：《神话·信仰·理解——布尔特曼去神话化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8页。

{7} Rudolf Bultmann, New Testament and Mythology, in kerygma and myth, trans. Reginald H. Fuller, ed. Hans Werner Bartsch(New York: Harper&Row,1961),p.1.

{8} Ibid, p.10.

{9} Rudolf Bultmann, New Testament and Mythology, in kerygma and myth, trans. Reginald H. Fuller, ed. Hans Werner Bartsch(New York: Harper&Row,1961),p.10.

{10} 茅盾：《神话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1981年，第5-8页。

{11} 田桂丞：《中国神话学百年神话观研究》，淮北师范大学, 2016年，第10-20页。

{12} 田桂丞：《中国神话学百年神话观研究》，淮北师范大学, 2016年，第10-20页。

{13}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页。

{14} 鲍雅莉：《古代中国与希伯来神话中的人神关系比较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13页。

{15} 同上，第13页。

{16} 同上，第13页。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