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从基督教伦理学视角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君子与基督论中的耶稣品格的契合点,旨在揭示两者在道德和灵性层面的深刻联系。研究首先阐述君子的内涵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继而深入分析了基督论中作为耶稣人性的品格。通过比较分析,本文尝试揭示君子品格与耶稣伦理在道德理想和灵性追求上的契合点,并探讨了君子对当代基督教伦理的启示。通过君子耶稣的建构,为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厚植中国基督教中国化的中华文化根基,从伦理学层面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君子 耶稣 基督论 神学研究 伦理学 基督教中国化
本文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品格与基督教神学中的基督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耶稣人性的品格与君子共通之处,以期在伦理学和灵性层面寻找共通之处,为当代神学研究和中国基督教中国化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在当下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探索和思考中,基督论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与广大基督徒的信仰表达、信仰实践密切相关。它影响到基督徒对救恩论的表述和探讨。今天中国基督徒的基督论构建是基于圣经和《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及《亚他那修信经》的基础之上。中国教会需要对基督论有一些新的视角进行诠释,然而诠释不是挑战大公教会的传统信仰表达,而是从伦理学层面进行新的建构,以期基督教信仰诠释与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度融合。
君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体现了儒家思想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而基督论中耶稣的人性中的虚已、智慧、谦卑等品格与之相契合。本研究将从基督教伦理学视角出发,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两者在道德理想和灵性追求上的契合点,并进一步思考“君子”对当代基督教伦理的启示。
一、“孔子加耶稣”相关议题研究历史综述
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利玛窦{1} 等通过结交士大夫、学习儒家经典实现文化交融。他借鉴瞿汝夔的建议,将天主教义与儒家伦理结合,如用“仁”解释“爱德”,以《天主实义》类比“四书”阐释神学。这一策略有效吸引了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士大夫阶层,形成“西学东渐”的思想桥梁。
19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为吸引中国儒家士大夫,基督教来华传教士们多主张“孔子加耶稣”(孔子非仅指孔子本人,而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说。当中比较著名的有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丁韪良(W.A.P.Martin)等,宣扬耶儒相通、互补乃至成全说。“孔子加耶稣”的一词,最早由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提出。顾先生在书中依据林乐知、花之安、丁韪良等传教士的言论进行提炼和总结。{2}
20世纪初,吴雷川著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墨翟与耶稣》等。他认为,基督教与中国儒家文化具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他曾认为基督教的“圣子”基督与儒家的“圣人”孔子,有某种相合的内涵;他还称“墨耶二圣心理相同”,把墨子与耶稣并列。他认为基督教《圣经》中的“弥赛亚”,与中国经典中的圣人,两者都指向一种具有神圣性的伟大人格,这种道德完美的人格就体现在耶稣、孔子与墨子身上。于是,他提出“人格基督论”。{3}
1925年谢扶雅先生曾提出“君子基督徒”这一概念。{4} 他的理解是:“能自明耶及基督教中之优素,而拳拳服膺、玩索辩味、修省存养、盘乎容貌、发绪言动、征著行事、使人不期敬而自敬之,不期爱而自爱之”。
由上述的研究中知道,明朝的天主教传教士或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都在借用儒家观念进行诠释基督教信仰,也有少许关于耶稣品格或人格的思考,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中国文化语境下基督论神学理论创新。即便是20世纪的吴雷川先生,也因没有基督教神学的系统装备,其思想与基督教正统教义缺乏契合,导致无疾而终的“人格基督论”。他们的研究局限性,强调工具性和单向性,没有认真地对待基督教关于耶稣“神人二性”的重要性表述,从而导致融合失败。但这种尝试为后来的对话提供了反思——学习尊重当地的文化。
香港地区何世明牧师提出了“融贯神学”,加拿大陈慰中牧师亦拟构建“中庸系统神学”,台湾地区的罗光提出的“生生神学”,和周联华牧师提出的“易的神学”,但没有在基督论上提出清晰的创新概念。21世纪的我们值得沿着这个方面继续深度探索。
二、“君子”的内涵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君子”,是中国文化中关于人格境界的“核心”范畴。《论语》中涉及君子共计107次。首篇首章与末篇末章都涉及“君子”。{5} 君子的内涵在中国社会不同阶段有一些变化。
“君子”最早是指有地位的人。如《周易》《尚书》《诗经》等已经出现了“君子”的概念。最早“君子”指君主的儿子,因为周朝是封建的宗主制。后来各地的大小宗主不断下封,君子也就泛指为有着出身和地位的人。《诗经》中就有言:“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小雅·采薇》)。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先生认为:“就像诸侯之子称公子,天子之子称王子一样,君子就是君之子。君之子,当然是贵族,是统治者。” {6} 后期,儒家提出“君子”要有位,是指出仕,成为养民行道义的仕官。如果不出仕,只关注于自己,只会损害自己的德,那就不是君子;真正的君子要有位,还要有为,方可以匡扶天下。
其次,有德也是孔子在《论语》中君子的重要内涵。后期很多有关“君子”的描述,多是从道德意义上讲的。孔子认为原来的贵族很多已经丧失了“德”,还窃据君子之“位”。他更强调君子的德。在《论语》中共出现107次“君子”,如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而已。”(《论语·学而》)
“君子”是儒家孔子“理想的人格”的画像,大致的理解框架:有德,此德有两种维度,即有品德修养,有学识;有为,对国家担当,对社会有责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品格的形成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传》);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强调君子应以道义为重。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君子思想,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君子人格。这些思想对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君子的伦理具体来讲可以概括为:成就美好的事(“君子成人之美”出自《论语·颜渊》);心胸开阔,光明磊落(“君子坦荡荡”,出自《论语·述而》);言行恰当,不偏不倚的标准(“君子中庸”,出自《中庸》);追求全面发展和超越功利的境界(“君子不器”,出自《论语·为政》);省察而产生羞恶感(“君子知耻”,出自《中庸》)。
宋代,张载的《横渠语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冯友兰先生称之为“横渠四句”。一千多年来,“横渠四句”传诵不绝,成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秉持此价值观者,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众人心目中的君子,为民众选择正确的命运方向,确立生命的意义。
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演讲,还以“君子”相勉。“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7}
君子伦理或品格在中国历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道德典范作用。当今世界一流的清华大学已开设君子品格的通识教育课程,通过君子文化来构建人的道德自觉、人格修养、精神境界、社会责任。君子品格它不仅是个体修身的目标,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历代文人学者都以君子品格为追求目标,通过自身的道德实践影响社会。在当代社会,君子品格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人们提供了道德修养的方向和标准。

三、君子形像与仆人耶稣的契合性探讨
基督论是基督教神学的核心教义之一,主要探讨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及其救赎意义。耶稣基督既有完全的神性,又有完全的人性。这一教义强调了上帝道成肉身,通过耶稣基督的降世、受难和复活,为人类带来救赎。神人二性是基督论的核心内容。耶稣基督具有神圣的本质,与父上帝同质;作为人,他经历了人类的生命历程,理解人类的苦难。这种神人二性的统一使得耶稣基督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为人类的救赎提供了可能。
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中,提出天国子民的特质。其核心内容围绕道德、伦理和信仰展开,强调内在的转变、对他人的爱以及对神的信靠。耶稣以“八福”开篇,列举了虚心、哀恸、温柔、公义、怜悯、纯洁、和睦以及坚韧、爱心、宽恕等品格。这些教导强调谦卑和对上帝的依赖,认为内心的状态比外在的行为更为重要。福音书展示了耶稣的爱心、怜悯、谦卑、智慧、宽恕、舍己等品格。
中国文化传统对“君子”形像的理解与道成肉身的耶稣在道德和灵性追求有着显著的契合点。首先,两者都强调仁爱的重要性。君子品格中的“仁”与耶稣倡导的“爱”有着相似的内涵,都强调对他人的关爱和同情。耶稣基督教导信徒要爱邻如己,这与君子品格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不谋而合。
其次,在道德修养方面,君子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与基督教倡导的“效法基督”有着相似的追求。两者都重视内在的道德修养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完善。君子品格中的“慎独”思想与基督教强调的内在灵性修养也有相通之处,都注重个人在独处时的道德自律。
在灵性追求层面,儒家君子追求“天人合一”和“不器”的境界,这与耶稣追求的与上帝合一有着相似的精神追求,耶稣的使命也为着荣耀上帝。在追求超越自我、实现更高境界的精神目标上存在共通之处。这种共通性为跨文化的神学对话的灵性追求提供了可能。
在社会责任层面,君子品格强调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与基督教倡导的社会关怀精神相契合。这种理念可以激励基督徒更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践行基督的爱与正义。君子品格中的“和而不同”思想也为基督徒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如何保持信仰的同时尊重他人提供了智慧。
尽管孔子的君子伦理的核心“仁”与耶稣伦理核心的“博爱”都是以人心的共同感受性为前提,但耶稣的伦理与君子伦理还是存在着不同。“因为前者皈依上帝,后者回到理想生活;前者爱无差等,博爱众生,后者爱有差等,尊卑有序;前者主张人寻求上帝的赎罪,后者较多重视此岸,安于家国族类。” {8} 前者强调人的罪性,和超越性的救赎与恩典;后者注重现世道德完善,更多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对当代基督教伦理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两个方面。在个人修养方面,君子品格强调的“慎独”“自省”等思想可以为基督徒的灵性操练提供借鉴。
四、君子耶稣对当代中国基督论构建的启发
中国社科院石衡潭研究员认为,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风向标和晴雨表。{9}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热潮的涌现,传统文化教育也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以学养成君子应该成为我们的教育理念。立德树人得到现代教育的认可、秉持。{10} 今天培养真正的公民意识,就不能忽视仁、智、勇的德性的培育。这些也可以视为当代公民意识的奠基。
君子耶稣的提出可以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桥梁。通过理解和吸收君子品格中的积极因素,基督教可以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语境,实现本土化深度融合。同时,这种对话也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基督教神学,使其能够更好地回应当代社会的挑战。
由于中国文化倾向伦理和实践,不太注重教理性的思辩。因此,“君子耶稣”比一个“神人二性二位”的基督论,将会更容易为华语文化理解和接纳,也更适合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文化语境。而正是基督“道成肉身”的信仰为这种伦理的基督论的表达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也就是说基督教信仰,在不同地域文化中传播时,每一个独特的文化都可以“让基督成为可以被触摸,被感知的‘肉身’”。道成肉身的基督确实曾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社会处境中和地域文化中,而且任何的基督论都一定是文化的理解。在这个意识上,尽管只有一位耶稣基督,却会有许许多多的基督论的诠释。每一个基督教的信仰群体,甚至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自己对基督论的解读。比如,新约中耶稣是好牧人的形像为人熟悉,早期罗马基督徒的墓窟中以身穿长袍的耶稣好牧人的形像出现,头顶太阳的光环。这些艺术的表达是有浓郁的希腊风格、罗马贵族的气质。{11} 这也为我们君子耶稣观点提供神学的理论依据。在明清基督教传入中国,明清时期中国基督教的艺术家进行很好的尝试,在教堂建筑、音乐、绘画等基督教艺术创作方面取得不少的成就。特别是董其昌(1555-1636)、吴历(1632-1718)创作大量中国风格的圣画。先辈们的努力与创新为君子耶稣提供历史的积淀和养分。同时,以君子耶稣来提升文化认同,更好传递耶稣道成肉身的救赎使命。
研究表明,在保持基督论核心教义的前提下,基督君子品格与基督论在仁爱、道德修养和灵性追求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契合点。君子品格对当代基督教伦理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两个方面,为基督徒的灵性操练和社会参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君子耶稣”可以进一步探讨君子品格与其他基督教教义的关系,以及如何将君子品格的积极因素更好地融入基督教的本土化实践中。
脚注:
{1}利玛窦对儒家的仁学、忠孝等思想深表认同,同时以耶释儒。连反对天主教的陈侯光,后期在他的《辨学刍言》对利玛窦和西学进行赞扬。资料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54。
{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86-194。
{3}吴雷川(1870—1944年)清朝翰林,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1929年任燕京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进士吴雷川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经与儒教经》等著作与文章。由于他的著作中没有“神子”的耶稣表达,只有作为宗教家的耶稣或者社会改革家的耶稣,导致他的“人格基督论”为正统教会所不认同,成为昙花一现的学说。
{4}谢扶雅:“本色教会问题与基督教在中国之前途”,张西平,卓新平:《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253。
{5}孔立林:“以学养成君子,君子修己安人”, 《论语学研究》,孔子研究院学术辑刊第一辑出版,青岛:青岛出版社,2019:98。
{6}金景芳、吕绍刚:《周易全解》,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20。
{7}原载《清华周刊》第20期,1914年11月10日。
{8}杨静:“孔子与基督伦理思想之比较”, 南京:《江苏社会科学》,第六期,1998:138。
{9}石衡潭:《孔子与世界》,https://www.douban.com/note/207932857/_i=140436497dLg-t, 2025年3月2日。
{10}福耀科技大学微信公众号介绍,学校校训为“敬天爱人,止于至善”,显示人才培训要追寻君子的品格。
{11}约翰·麦克曼勒斯:《牛津基督教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37-64。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5年第3期